不僅如此，這個隨斌椿使團出使歐洲的張德明（張德彝），據(jù)說還是第一個從國外引進標點符號的人。據(jù)《光明文摘》2005年第2期刊發(fā)的一篇文章披露說，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清政府聘請已經(jīng)退役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團長，率領第一個正式的清政府代表團出訪歐美，張德彝也是隨團人員之一。正是由于這次訪問，讓張德彝把歐美各國普遍采用的標點符號記錄了下來。在他的《歐美環(huán)游記》中，有一段專門介紹了西洋標點的用法——

泰西各國書籍，其句讀勾勒，講解甚煩。如果句意義足，則記 。 ；意未足，則記 ， ；意雖不足，而義與上句黏合，則記 ； ；又意未足，外補充一句，則記： ；語之詫異嘆賞者，則記 ！ ；問句則記 ？；引證典據(jù)于句之前后記“ ” ；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記 （ ）；又于兩段相連之處，則加一橫如 ——。

張德彝的這個不經(jīng)意間的記錄，給一直苦于“句讀”問題困擾的中國語言文字學打開了一扇嶄新的窗戶。以此為原點，中國的知識界開始全面參照西方的這套標點方法來改造中國的語言文字體系，終于在民國成立后不久正式確立了我國第一套新式標點符號方案。

于此一例可以證明：同文館等新式學堂的設立對于中國的近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不過，更多的時候，這種影響并非轟轟烈烈、大張旗鼓，而是在潛移默化中悄然進行的。此正如杜工部在他的詩歌中所云：“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