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如果按照紀曉嵐的這個邏輯，世人今后豈不是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嗎？真要如此的話，“名山事業(yè)”豈不是要壽終正寢了嗎？以紀曉嵐的睿智，他完全應當知道，古人并沒有窮盡天下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窮盡天下所有的真理。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人的獨特感悟，每個人的感悟都是不可能完全重復的。

所以，紀曉嵐自己所說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搪塞之詞，他之所以沒有盡心著述，寫出與其才情相匹配的巨著來，明顯是另有隱衷。聯(lián)系到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文化界的現(xiàn)狀，這個原因其實也很簡單，這就是：高壓的文化政策，頻繁興起的文字獄，已經使紀曉嵐的思想受到了嚴重的沖擊！他被迫接受了精神上的“自我閹割”，從此不敢寫出任何有可能導致殺身之禍的文字。

眾所周知，清初的文字獄是相當嚴酷的，而這些文字獄中相當一部分，恰恰與乾隆皇帝授命紀曉嵐編纂《四庫全書》同時。根據統(tǒng)計，乾隆一朝一共興起文字獄100多起，而在編纂《四庫全書》的期間，則發(fā)動了48起，幾乎占到了總數(shù)的一半。紀曉嵐幫著乾隆“閹割”中國的古書，最清楚滿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見許多著作因為政治問題而被禁毀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聞目睹當代許多文人因言惹禍，或者丟掉官職，或者全家被株連的遭遇，他不能不對文字工作的危險性產生足夠的恐懼。因此，智商甚高的紀曉嵐只能選擇“鴕鳥政策”以自保，從此以后選擇謹慎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寫了。

從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選擇紀曉嵐這樣一個有聲望的漢族大知識分子來領銜編纂《四庫全書》，其中固然有滿族八旗當中盡皆“綠林大學”畢業(yè)，殺人是強項，“修文”則實在拿不出手的考量，但在其內心里恐怕也不能排除通過編纂《四庫全書》，讓這個漢族的大知識分子接受一次具體而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因此，紀曉嵐看起來頗得圣寵，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可能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擺設而已。對此，乾隆皇帝并不隱瞞。據說，有一次，紀曉嵐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壯圖求情，乾隆皇帝聞聽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學優(yōu)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yōu)蓄之，爾何妄談國事！”真是一句話驚醒懵懂人，這樣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紀曉嵐的心里留下難以揮去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