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來也是要慢慢找回它古人的精神，也許現(xiàn)在還沒有開始找，因為現(xiàn)在差不多還是一個唾棄的時代。中國民族精神將來慢慢找回來的時候，一定是一個再生的，是一個重新認識的，而不是因襲的、傳統(tǒng)的。我看《甘地自傳》之所以特別有領悟，因為我本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都較晚，有很多人從《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那本書上認定我好談“東方文化”“東方精神”；其實不然，我對東方文化、中國民族精神當初也是唾棄的，后來才慢慢找回來?，F(xiàn)在沒有多余時間對大家詳細講，茲粗略地說三層：

第一層，從我自己十四五歲會用心思起，二三十年中思想有很多的變遷。我常把那許多變遷分做三期：第一期是很淺薄的“實用主義”，很接近西洋人的思想。后來從這種思想轉變到“出世思想”，這種思想很接近印度佛家，我在這上邊曾經用了好幾年的工夫，那時候出世之心甚切。這兩期與中國人的精神俱相差極遠。最末才轉到中國的儒家思想。至于中間轉變的關節(jié)，我無暇詳述。總之，可以看出我不是一上來就是中國式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北平清華大學研究院作短期講學，開始的時候梁任公先生介紹我給聽講同學，他稱贊我家學淵源，我當時即趕緊聲明說：“任公先生這個話不對，我老老實實不是這個樣子。我先父不是一個怎樣大學問的人，我并且一點也沒有接受他的學問。”我現(xiàn)在想起來還痛心，先父臨死的那幾年，我們父子間的思想很有許多隔閡，我的意思他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不了解。我有一篇《思親記》，很清楚、很詳細地說過這件事情?！吨袊褡遄跃冗\動之最后覺悟》第323頁（又中華書局版第371頁）《答張廷健先生書》中也提到過這件事情。因為張先生寫信給我，他的意思不大滿意我用“民族精神”這句話，他覺得這句話太空洞浮泛，大而無當，不著實際，很足以誤人。我回答他一封信，正好是剛才所講的意思。我在那信上說：“幸好我這個人是呆笨認真的一個人，你便讓我空空洞洞不著實，我都不會。我非把捉得實際問題爭點，便不會用思，不會說話。請先生注意，我非守舊之人。我因呆笨認真之故，常常陷于苦思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傳統(tǒng)的影響、因襲的勢力?！褡寰瘛@句話，在我腦筋里本沒有；‘東方文化’這大而無當的名詞，我本是厭聽的。我皆以發(fā)現(xiàn)實際問題爭點，碰到釘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十幾年前，我就因這樣的愚笨不能早悟達，使我先父傷心，棄我而去(我當十五六歲時，很得先父歡心。民初國會開，我還相信國會制度，先父則已覺西洋法治的不對，我當時很不服，是以父子間常起辯論)。我于十四年所作《思親記》上說：‘溟自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于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恒覺有抑郁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漱溟日夕趨侍于公，向嘗得公歡，而卒昧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呼!痛已!兒子之罪，罪彌天地已!逮后，始復有悟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我引這段話，是想說明我思想的轉變，也是先唾棄中國舊有的東西，后來才慢慢找回?！懊褡寰瘛边@四個字，在講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尚未發(fā)見，到后來才有所認識。這種發(fā)見，我覺得與甘地很相同。甘地是有民族間的問題壓在他身上，而在我身上也壓了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政治問題。我在政治問題上用心，才慢慢找出中國民族精神；我要解決很實在的、很具體的政治問題，才慢慢地發(fā)見了中國民族精神。這也同甘地一樣，因為他身上有一個大的問題壓著，而慢慢地認取了印度古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