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華南與華東地區(qū)的裸體主義實踐結束之后，裸體主義的實踐在中國公眾的視野中便銷聲匿跡了，但并不等于其實踐的完全缺失。在一些特定的地區(qū)，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徹底排斥性、身體等話語的極端政治氣氛下，裸體的實踐仍然存在，比如一些具有較強民俗色彩的裸體。

對裸體的排斥，來源于對性的極端排斥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下，裸體被與性聯(lián)系在一起，性被污名化，裸體也便被污名化了。而到了20世紀末，裸體多次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的公共話題，挑戰(zhàn)人們既有的價值觀。比如1987年11月，《裸體藝術論》的出版；1988年12月，北京《油畫人體藝術大展》開幕，18天中，約有22萬人參觀；以及《畫魂》《紅櫻桃》《紅河谷》等影片中的裸體鏡頭；2004年前后湯加麗多部人體寫真集的出版，2011年初“人大裸模”蘇紫紫事件，等等。這些都將裸體一次次提到公眾的視野中。針對裸體的去污名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所以我們不能忽視這些事件的出現(xiàn)。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裸體事件的活躍，比如公共裸體攝影、裸體的行為藝術、裸體表演，甚至包括私人在公共場所的“裸奔”，等等。關于公共裸體與裸體主義的區(qū)別，我們已經在第一章進行過討論。雖然二者有很大不同，但公共裸體的活躍，提供了一個關于自由使用身體的社會輿論，有助于人們對“裸”脫敏，對相對“不張揚”的裸體主義更加包容。

媒體報道過的一些重要的公共裸體事件，比如：2001年5月17日，女畫家何成瑤在長城即興脫掉上衣，創(chuàng)作行為藝術作品《開放的長城》；2003年9月20日、21日，重慶人體模特大賽決賽，參賽選手全裸上陣；2003年11月，《民工同志》當代藝術展在北京展出，作品由200多名赤裸上身的民工組成；2005年4月，41名藝術系大學生在成都郊區(qū)的一處草坪上露天全裸，用身體組成電子郵件符號“@”；2006年5月14日，國際裸體日當天，在北京與河北交界的潮白河邊，5位畫家村的藝術家和一位大學生先后裸體爬上河邊一座沙山的峰頂，他們高舉雙臂，大喊：“享受陽光！”；2006年9月，常州技術師范學院藝術設計系副教授莫小新在“人體藝術與人性意識教育”教學研討會上脫光衣服現(xiàn)場向學生講解；2006年9月30日，詩人蘇非舒在一次詩會上裸體朗誦，被主辦方叫?！送猓€有一些影響很大但最終失敗的公共裸體事件，比如2004年9月，武夷山“千人裸體攝影周”，事先聲勢非常大，而最終無一人裸體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