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也很自負，聽了顧頡剛的話，同意去聽聽胡適的課，以決定是不是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課堂趕走。認真地旁聽了幾次課之后，傅斯年對那些要趕走胡適的同學們說：

“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p>

于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當然了，胡適繼續(xù)留在北大教書，不能說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對于一個剛剛回國的留學生來說，若是一出馬便失了前蹄，從馬上栽下來，對日后事業(yè)的發(fā)展，不能說不是一個莫大的障礙。可貴處還在于，傅斯年從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沒向胡適說過。傅斯年去世后，胡適在緬懷文章中提及此事，不無動情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后才曉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保êm《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聽過胡適的課之后，傅斯年對胡適的治學方法很是景仰，從此之后，便疏遠了黃侃等太炎門生，投奔到胡適麾下。不時趨訪，請教學問，縱論時局。正是在胡適的家里，傅斯年結識了同在北大讀書而不在一個系的羅家倫。在上引的文章中羅說：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學認識的……我們開始有較深的了解，卻在胡適先生家里。那時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后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發(fā)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主張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一起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后的創(chuàng)獲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fā)現(xiàn)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抗戰(zhàn)勝利后的第二年，適之先生于北大校慶之夕，在南京國際聯(lián)歡社聚餐時演講，就公開有此謙詞。）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漢章）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贊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jīng)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征學統(tǒng)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后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顧頡剛勸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以決定是否將胡適趕走，在其起始，確實算不得大事，但誰又能料到，后來會有這一連串的結果呢。小事中每每隱匿著大的歷史事變的開端，可惜這樣的見微知著，常是許多歷史學家事后的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