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文明歷史對中國人的叩問，一直在延續(xù)。英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以他的巨著《中國科學和文明史》--1972年被中國冀朝鑄先生題寫書名為“中國科學技術史”--證明了中國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領先地位。他說過，“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中國（古代）的這些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在李約瑟的研究之前，德國學者韋伯（MaxWeber）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在宋代中國早已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而工業(yè)革命卻沒有首先在中國發(fā)生？這就是為中國學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韋伯疑問”。

李約瑟將這個“韋伯疑問”具體歸結為兩個問題：其一，為什么歷史上的中國科學技術一直遙遙領先于其他文明？其二，為什么到了現(xiàn)代，中國科學技術不再領先于其他文明？這就是同樣為中國學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問題一經(jīng)提出，一直吸引著國內(nèi)外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尋求解答。經(jīng)濟學家、哲學史家、科學家等紛紛提出見解，一時蔚為大觀。但是，我們始終不得要領，始終沒有相對深刻明確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對種種嚴酷的叩問，我們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難中延續(xù)了一百多年。

從 1840年開始，在人類高端文明的入口處，中國遭遇了巨大的歷史沖擊。幾經(jīng)亡國滅種的劫難，中華民族的歷史意識終于開始了艱難的覺醒。自覺地，不自覺地，華夏族群開始了連綿不斷的關于自身歷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國家何以貧窮？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國何以落后貧弱？中國如何振興圖強？凡此種種關乎民族興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圖存這一嚴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現(xiàn)了。

于是，有了戊戌變法對中國現(xiàn)實出路尋求突破的嘗試。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對中國未來命運的政治設計。

于是，有了五四運動對中國歷史傳統(tǒng)的反思，有了打倒孔家店的宣戰(zhàn)。

于是，有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的新文化運動。

當我們這個民族終于獲得獨立，終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我們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意識形態(tài)重建。在我們有可能借助于高端文明時代的科學思維方式對我們的文明史重新審視并給以總結的時候，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與大劫難發(fā)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