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一開頭就說得很明白，要奪取政治權力，就要從激烈反對和打擊由戰(zhàn)敗恥辱而產生的魏瑪共和政府入手。1923年11月，這位“領袖”身邊就有了一群堅定的黨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羅森堡和羅姆。這些活動家認定奪取巴伐利亞政權的時機已經到來。魯?shù)堑婪驅④娨运谲婈犞邢碛型拿郑瑸檫@次冒險行動張目，而且在這次暴動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戰(zhàn)前人們常說：“在德國是不會有革命的，因為在德國一切革命都是被嚴厲禁止的?！蹦侥岷诘牡胤疆斁衷谶@次事變中恢復了這句格言。警察開了槍，但是很仔細地不打在魯?shù)堑婪虻纳砩?，魯?shù)堑婪驅④姀街钡剡~步前進，向警察的隊伍走去，還受到警察的敬禮。示威者大約有二十個人被打死，希特勒撲倒在地上，和其他領導人逃出了肇事場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處四年徒刑。

雖然德國當局維持了秩序，德國的法院對肇事者亦加以懲辦，但是，國內各地都認為當局是打擊他們自己的骨肉同胞，是為外國人服務，而以德國最忠實的兒女作為犧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減為十三個月。他住在蘭茨貝格獄中的十幾個月，使他能夠完成《我的奮斗》一書的提綱，這是他的政治哲學著作，是為獻給最近暴動的死難者而寫的。在他終于獲得政權后，對協(xié)約國的政治軍事領導人來說，沒有什么比這本書更值得仔細研究的了。德國復興的綱領、黨的宣傳技術、同馬克思主義作斗爭的計劃、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概念、德國理所當然地應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這些都在書中寫得明明白白。這是信仰和戰(zhàn)爭的新可蘭經：夸張、冗長、雜亂無章，但包含了這個黨的使命。

《我的奮斗》的主題是很簡單的。人是一種戰(zhàn)斗的動物，因而，國家，作為戰(zhàn)斗者的集合體，就是一個戰(zhàn)斗的單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機體，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戰(zhàn)斗，那就注定要滅亡。一個停止戰(zhàn)斗的國家或種族，也同樣注定要滅亡。一個種族的戰(zhàn)斗力，取決于它的純粹性，因此，必須排除外來的玷污。猶太種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義的和國際主義的。和平主義是十惡不赦的罪孽，因為它意味著生存競爭中的種族投降，所以，每一國家的首要職責就是使群眾國家主義化。在個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決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質。生而具有指揮能力的人，比千千萬萬只配服從的人有價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種族的生存，所以軍事手段是必要的。種族必須戰(zhàn)斗，茍安的種族必定會腐化和滅亡。假使日耳曼種族能夠及時聯(lián)合起來，那它已經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國必須把所有散居在歐洲各處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懷抱之中。一個遭受失敗的種族可以因恢復其自信心而獲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須教育軍隊相信自己是所向無敵的。為了復興日耳曼民族，必須使人們確信，用武裝力量來重獲自由是可能的。貴族政治的原則，在根本上是正確的。理智主義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造就經最少訓練就能成為軍人的德國人。要是沒有狂熱的、歇斯底里的熱情作為推動力量，歷史上最偉大的驚天動地的激變是不可思議的。和平與秩序這種資產階級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來。世界現(xiàn)在已轉向這樣一種偉大的激變了，而新的日耳曼國家，必須使我們的種族時刻準備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偉大的決戰(zhàn)而戰(zhàn)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擇手段的。外交的任務不是讓一個民族壯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夠繁榮和生存。只有英國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國的同盟國。沒有一個國家會同民主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所統(tǒng)治的怯懦的和平主義的國家締結同盟。要是德國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也不會有人維持它的生存。它喪失的省份，絕不會以祈禱上帝或懇求國際聯(lián)盟就能拿回來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國絕不可重蹈對所有的敵人同時作戰(zhàn)的覆轍。它必須選定其中一個最危險的敵人，全力加以攻擊。只有當?shù)聡匦芦@得權利平等，恢復它在太陽之下的地位時，世界才會不再反對德國。德國的外交政策絕對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純粹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進攻法國，那是愚蠢的。德國所需要的，就是在歐洲擴張領土。德國戰(zhàn)前的殖民政策是錯誤的，應該放棄。德國必須謀求向俄國，尤其是向波羅的海各國擴張。絕不能夠同俄國結盟。聯(lián)合俄國向西歐發(fā)動戰(zhàn)爭是犯罪的事，因為蘇維埃的目的就是國際猶太主義的勝利。

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華”。

希特勒不停頓地進行斗爭并逐漸作為一個全國性的人物而顯露頭角，但這并不怎么引起各戰(zhàn)勝國的注意，因為它們?yōu)樽约旱穆闊┦潞忘h派斗爭所苦惱和困擾。國家社會主義黨，即后來的所謂“納粹黨”，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國的人民群眾、軍隊和國家機器以及那些并非無緣無故害怕共產主義的工業(yè)家，以致成為整個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國生活中的一個力量。1924年底，當希特勒從獄中獲釋時，他曾經說，重新組織他的運動恐怕得要五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