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脫貧”貧困鄉(xiāng)里的“狀元村”

三十年間，父母舉債供子女讀書，使偏遠的山寨走出五百多名大中專學生。如今這里已是遠近聞名的『狀元村﹄ ，卻依然是榜上有名的貧困鄉(xiāng)。

人物檔案

趙世琪，貴州黔西縣雨朵鎮(zhèn)龍場村村民。曾當過六年民辦教師，后為了供孩子上學，回到村里當木匠。七個孩子中有六個考上大學，成為村里有名的“狀元之家”。高發(fā)順，龍場村村民。為了供孩子上學，長年在井下挖煤，一個女兒也為此輟學打工。兒子大學畢業(yè)后，家中欠下數(shù)萬元債務。

楊永付，曾擔任過龍場村黨支部書記。為掙錢供三個孩子讀書，一家人離鄉(xiāng)背井來到黔西縣城。自己在爆竹廠倉庫當管理員，妻子在餐館打工。每月幾百元收入僅能勉強維持生計。

何遠芬，龍場村村民。2005年兩個女兒考上大學，因為籌集不到學費丈夫一度精神失常?，F(xiàn)在還要撫養(yǎng)兩個上中學的孩子。

蘭家勇，龍場村人，貴州民族學院建筑工程系學生。因為家境貧困，向年邁的父母承諾上學一切費用自己解決。課余一直在打工掙學費和生活費。

□ 陳曉楠

2002年，黔西縣城有一位業(yè)余記者在各地走訪時突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特別的村莊。這個村子偏居黔西一隅，人口大概有兩千多，非常貧困。但是從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以來，這個小小的村子三十年間已經成功培養(yǎng)出了近五百名大中專學生，其中很多人后來讀到碩士生、博士生。這片貧瘠的土地創(chuàng)造出了貴州鄉(xiāng)村教育的一個奇跡。這個村子叫龍場村，后來索性大家就叫它“狀元村”。

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觀念里，“狀元”兩個字一定是和門庭顯赫、光宗耀祖、榮華富貴緊緊連在一起的。但是讓人們意想不到的是，這“生產”了數(shù)百個“狀元”的龍場村，卻至今并沒有改變自己的命運，生活在那兒的父老鄉(xiāng)親仍然固守著一份貧困：五十年前修建的唯一通往山村外面的馬路已經破爛不堪，村莊里茅屋草舍隨處可見，每年三、四月間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斷糧，靠救濟聊以為生的人不在少數(shù)，甚至以高利貸度日的也大有人在。

龍場村位于黔西縣雨朵鎮(zhèn)。當?shù)厝肆晳T把龍場附近幾十公里的寨子統(tǒng)稱為龍場片區(qū)，片區(qū)內只有一所初級中學，傳說中的“狀元”們就是在這個學校里完成了他們的九年義務教育。泥濘的道路，破舊的茅草屋，很難讓人相信這里曾經出現(xiàn)過什么鄉(xiāng)村教育的奇跡?！盃钤眰冊谀?？誰是“狀元村”里的第一個“狀元”？在尋找“狀元”的路上，人們不約而同地談到了一個叫趙世琪的人。

趙世琪：必須讓孩子讀書趙世琪家住在村子里相當少見的一幢樓房里，鋼筋混凝土結構跟周圍的茅屋草舍比起來，顯得氣派無比。

趙家七個子女，有六個大學生，哈爾濱科技大學、北京石化、上海交大……一連串名牌大學都與這個家庭有關。談起這個“狀元”之家，趙世琪說，上大學的夢想，早在他上學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不過由于家庭成分的關系，在那個年代，他根本沒有上大學的資格。

1962年初中畢業(yè)后，升學無望的趙世琪只好到鄰村的村辦小學去當老師。不過，他并沒有就此認命。好學上進的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個聰明人，因父親的牽連沒能上大學，成為他最大的遺憾。趙世琪：我父親信點陰陽功，就是農村說的看風水，所以他被歸為壞分

子。當時的“五類分子”包括“地富反壞右”，只要屬于其中之一，所有的子女都不允許升高中，甚至不允許讀大學。就因為出身問題，我太不服氣了！當時我不服氣，以后在教書這個事情上我更不服氣，為啥子？工資最低，在農村工資是十二塊五。所以我教了六年書之后，再不教書。我們這邊的風俗是出嫁的時候要做一整套家具當嫁妝，我覺得這是個機會，就去當木匠。后來我就橫下心，要把我這幾個孩子撫養(yǎng)成文化人，我沒有讀到書是我最氣憤的事。我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趙世琪對失去上學的機會至今還耿耿于懷。為了讓孩子們不再留下遺憾，1968年趙世琪帶著一本幾何書回到村里，并宣稱今后不再教書，他要做木匠掙錢，讓自己的孩子讀書，今后有機會走出山寨。

三十多年過去了，說起趙世琪當年的那個決定，村民們依然少不了欷歔感嘆。周青柏（龍場村村民）：在撫養(yǎng)孩子這個階段，我這輩窮，我的孩子不窮；我的孩子窮，我的孫子不窮；我孫子窮了，我下一代的下一代永遠不會窮。這就是趙世琪家的整個遠見。

當時做木匠一個月能掙三十多塊錢，比教書高出一倍，因此趙世琪在揪資本主義小尾巴時受到了批判。不過，即使在家庭最為困難的時候，趙世琪也沒有放棄對孩子們的教育。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這讓已經有了七個子女的趙世琪興奮不已。當時，他最大的孩子還在讀初中，但他已經開始為孩子以后上大學做打算。

1979年分地的時候，趙世琪家總共分到了9畝地。經過仔細核算后，趙世琪絕望了，更加堅定了要讓孩子上大學的決心。趙世琪：以前生產技術落后，大概1畝年產就兩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后每畝才上升到六七百斤。當時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錢，米可以賣到一毛、一毛一，人均1畝多地，扣去吃的，每個人每畝大概就剩下一兩百斤。也就是說，1畝地到頭來就是十塊二十塊的收入，9畝地就是一百多塊錢的收入。算完那筆賬我知道，如果不讓孩子讀書，就算現(xiàn)在能熬過去，但是我這些孩子以后日子根本過不了。

僅靠種糧食的收入，根本不能湊夠孩子的學費。為了不讓孩子們輟學，趙世琪在村子里第一個開始種煙葉，他說煙草價格比大米多三倍，產量也比大米多三四倍。

同時，為了能讓孩子們專心學習，趙世琪還和七個孩子一起擠在自家簡陋的廂房里，每天晚上監(jiān)督孩子們讀書。趙世琪說，由于廂房太過狹窄，勉強擺下四張床后，大家只能擠在一起睡。這樣的生活，他一過就是好幾年。

在趙世琪的督促和鼓勵下，長子趙代齡在1982年全國統(tǒng)一高考時，考入了哈爾濱科技大學。由于哥哥起了良好的帶頭作用，趙家七個子女有六個拿到大學文憑，平均每兩年就有一個。趙世琪：那當然是高興了。你想，我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指望他能夠幫我撐腰桿。但我最最高興的是，他帶頭帶得相當好，真正在這七個孩子里面起了示范作用。

雖然心里高興，不過1982年，在送孩子讀書的路上，趙世琪一路都在忐忑，他生怕自己積攢了十幾年的積蓄供不起一個大學生。誰知他到學校一打聽，學費一學期六十多塊錢，伙食費一個月三十多塊錢，按當時的政策，這全部是由國家負擔的。所以在哈爾濱趙世琪就下了狠心，他要把七個孩子全部送上大學。

回村之后趙世琪和村民們算了這樣一筆賬：供一個大學生，學費生活費是由國家來負擔，家里還省了一張吃飯的嘴，大學畢業(yè)之后還可以由國家安排一個工作，這樣算起來真是非常的劃算。周青柏：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是了不起的，因此就開始傳播。那么后來呢，（趙世琪）為我們這些家庭算帳，第二也為我們地方上算帳。

陳富學（龍場村村民）：我說我們在這農場田壩，究竟能賺到多少？怎么在這個貧窮的環(huán)境里面能夠供孩子出去？比如說供出一個縣委書記，那他就是醫(yī)保子弟；如果供出個省委書記來，那又是勝過百倍了。這是說實在話。高考恢復之后，村民們萬萬不曾想到，趙世琪這個“地富反壞右”的后代，這個曾經的“資本主義小尾巴”，竟可以第一個培養(yǎng)出大學生。就在一片羨慕當中，村民們突然意識到，學習可以改變身份，學習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學習甚至可以讓他們幻想，將來他們的子女或許也能夠當上縣長、省長，甚至更大的什么長。事實上從趙世琪送第一位大學生走出山寨的時候，龍場村就開始醞釀這個生產“狀元”的奇跡。

周青柏：我這一輩人吃苦，就讓我這一輩人（承受），我再也不要讓下一輩像我一樣。這個是我的想法，基本上也是這周邊想供大學生的父母的想法，就是破釜沉舟賣房子都要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