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漢鐵路局要修建從武昌到長沙間的鐵路，在路局任督辦的詹天佑，就將我父親調到設在武昌徐家棚的粵漢鐵路局來工作。詹天佑是中國最早的鐵路工程專家，他曾主持修建我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今京包線北京至張家口段），在修建八達嶺坡線中，他因地制宜運用“人”字形線路，減少工程數(shù)量，并利用“豎井施工法”開挖隧道，縮短了工期，至今在那里還有紀念他的銅像。父親在株萍鐵路局時工作就很出色，曾起草了鐵路管理的規(guī)章制度和人事獎懲制度，這些規(guī)章制度由粵漢鐵路局局長顏德慶和詹天佑報送到交通部，獲批準后在全國執(zhí)行了幾十年。父親還寫了一個《全國鐵路建設意見書》，并由此獲得交通部頒發(fā)的五百塊錢的獎金和一枚“文虎獎章”。但后來由于連年軍閥混戰(zhàn)，這個意見書的許多計劃都無法實現(xiàn)。詹天佑很欣賞父親的才干，就把他提升到粵漢鐵路局來當文牘課長。粵漢鐵路局是一等大局，父親的工資也從每月六十元增加到一百二十元。他在鐵路局前后共工作了十八年，工資從六十元起步，最后增長到一百八十元。當時鐵路局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和銀行一樣，比其他部門要優(yōu)厚得多，除了工資高外，年終還要發(fā)獎金，所以在社會上該局的工作被叫做“金飯碗”。我家由貧儒而變?yōu)樾】抵?，全賴父親工資增加與母親勤儉節(jié)約。父親的“實業(yè)救國”思想，是當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愛國熱情的一種表現(xiàn)。父親在工作崗位上作出了很大貢獻，但是舊中國的社會條件并不能使他的才華得到充分的施展，他的“實業(yè)救國”理想自然也無法實現(xiàn)。父親后半生成為鐵路員工，終身是筆耕墨耘的腦力勞動的開明愛國人士。

我家在武昌一住就是十幾年，先住在粵漢鐵路公寓五十號，后遷至十二號。我除了1919年上半年到長沙周南女校去讀過半年書外，也一直住在武昌，到1927年才離開，算是住得比較長的一個地方。我很善于學各地的方言，特別是小時候，學起來很快，很容易。到長沙學會了長沙話，到武昌又很快學會了講湖北話。粵漢鐵路局徐家棚的宿舍區(qū)里，住著好些赴美留學回國的職員，原籍各不相同，我又向這些鄰居們學會了上海話、蘇州話和廣東話。媽媽始終不善于學方言，與鄰居們打交道，因為語言不通，每次都要我在旁邊替她做翻譯。我講的各地方言雖然也不很標準，但后來參加革命，去的地方很多，能懂多種南北方言，這點本事對聯(lián)系工作倒是很方便、很有利的。在這些與父親同事的鄰居中，有一位姓蕭的車務處長，也是回國的留學生，他和詹天佑、顏德慶都是與我父親友誼很深的好朋友。他有七個女兒，都很聰明，受過很好的教育。其中一位比我小十來歲的叫蕭淑芳，后來成為著名畫家吳作人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位名畫家，但是因為那時她的年齡還小，我們彼此都沒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父親在粵漢鐵路局任職期間，雖然還不能充分發(fā)揮他的所長，但工作是很穩(wěn)定的。他每天去上班，原先是坐鐵道上用人力推動的“搖車”，后來自己買了一輛人力車（私家用的叫“包車”）。恰好我的一位表兄潘炳文到粵漢鐵路局來找工作，一時尚未就業(yè)，就由他拉車送父親去鐵路局，還負責給父親送午飯。后來父親就把他介紹進粵漢鐵路局去工作了。那時家里還請了位保姆，主要是做些洗衣、清掃等家庭雜務；至于燒菜則由媽媽親自下廚掌勺，因為她的烹調手藝非常好。曾在我們家里幫忙干過活的幾位雇工，為人都很樸實，爸爸媽媽待他們也都很親切關心，雖然是雇傭關系，但日常相待親如家人一般，幾乎沒有什么主仆之分。

我們遷居武昌一年以后，潘炳文表哥回瀏陽把祖父也接來了，一家人團聚，共敘天倫之樂。祖父七十八歲去世，那時我已十七歲了，印象很深。祖父精于醫(yī)卜星象之學，他常說要傳授給我，但因為我已經接受了新思想，認為那些東西都是迷信，我不要學，他也沒有勉強。祖父逝世前早已給自己算過命，他把我叫到床前說：“你是我的長孫女，我最喜歡你，你是生不愿來，死不愿去（因為媽媽生我時三天三夜都生不下來，所以祖父說我‘生不愿來’；‘死不愿去’就是說我一定會長壽）。但你的一生很坎坷，不過晚年卻會很幸福。你媽媽現(xiàn)在懷孕，不能料理我的后事，那就只能讓你這個長孫女來幫助料理我的身后之事了。”我把祖父的吩咐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只能遵命了。他把祖父臨終前所要換的衣服等東西都交由我來管理，并叫表哥他們也都來幫忙。我坐在祖父身邊，一點也不害怕。父親也沒有去睡，大家都含著淚陪著祖父，祖父自己也含淚不語。父親點了香，默念觀世音菩薩的《心經》和《往生咒》，按祖父的說法，這都比哭好。祖父臨終前，令我獻他三杯起身酒，就這樣送走了他老人家。追念當年祖父對我的祝福，正如他所預言的一樣，我一生經歷無數(shù)風雨坎坷，現(xiàn)在已經活到九十多歲，也算是長壽了。

祖父五十多歲即因念念不忘祖母的深情賢德而守義未續(xù)娶。他與人為善，從不宣傳自己。唯一的嗜好是杯中物，自號酒仙。父親性孝，為之準備五十斤一壇的黃酒，無須菜肴佳饌，隨時隨興，自由自在、自得其樂地取飲。他說，暴飲、豪飲傷胃，亦會失去對好酒的品鑒力，微醺最佳。酒可助興，借酒澆愁愁更愁，是名士派的自苦。父親欣賞永不消沉的太白遺風，并具有樂天平淡的胸懷；我亦深喜吟誦李白的《將進酒》，一生應酬亦未大醉過，從未失儀，能處逆境雖苦亦樂，可能都是來自祖父的遺傳。對他老人家慈祥的音容，至今猶存懷念之思。

父親工余嗜好吟詠，與當時名儒樊樊山、易實甫、袁煉人等時有唱和，發(fā)表在交通部主辦的《扶輪》月刊上。又按音韻手輯歷代名詞，數(shù)易其稿，定名為《詞林韻準》。我記得小時候還幫他抄寫過，但最后定稿全是父親自己的手筆，足見父親治學的認真與辛勞。在多年的戰(zhàn)火中，多虧母親和四弟多方保護父親的手稿。三弟發(fā)達后，由他出資，四弟、五弟參與整理，先在臺灣出版；我平反后，又由中華書局再版，并贈送給國內有中文系的著名大學圖書館，作為愛好古典音韻、詩詞者的參考書。五弟回瀏陽時，將此書獻給故鄉(xiāng)，置于譚先烈故居大夫第，既珍惜上代友誼，亦希望后人繼承傳統(tǒng)，日益興旺發(fā)達。

在父親身邊，耳濡目染，培養(yǎng)了我對詩詞的愛好。但父親并未對我講解詩詞入門的基礎知識，他說即使如朱淑真、李清照這樣的一代女詞人，也只是用詩詞記述其紅顏薄命的凄涼。他鼓勵我讀史，讀《列女傳》。他對秋瑾先烈非常崇敬，是支持我走向革命的一位開明的父親。我在家時，忙于補習功課，還要輔導弟妹，無暇問津詩詞。后來得以拜俞陛云（階青）老師、冒廣生（鶴亭）老師為師，才學習了詩詞的入門基礎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