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回去給商聯(lián)會的委員一傳達，那些不老不少的大亨們竟興奮地眼里跑淚，七嘴八舌地爭說是救星來了。于是當即推舉吳蘊齋、虞洽卿、王曉籟等29人為代表，去求見蔣介石。資本家希望結識帶槍的人，帶槍的人當然愿意聽見口袋里叮當響的人。蔣介石哪有不見之理？而且歡喜的話也文縐起來：“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后仍以協(xié)助為期。關于勞資問題，在南昌時已議有辦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種條例，不日當可頒布，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tài)度。”

在得到蔣介石的保證后，資本家們開始拍口袋，紛紛解囊。4月1日，由銀行公會拿出200萬元，錢業(yè)公會拿出100萬元，全部交給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后資本家拿出了同樣的300萬元）。又據(jù)4月9日的《密勒氏評論報》透露，為了支持蔣介石進行反革命政變，帝國主義和上海資產階級資助蔣介石共1500萬元。這筆款項的分配是蔣介石得1200萬元，白崇禧得150萬元，周鳳岐得100萬元，青洪幫流氓得50萬元。

錢有了，蔣介石又回頭關照槍和權。

權、槍、錢是蔣介石政治乃至生命的三原色。

4月2日，蔣介石在高昌廟江南造船廠里面的北伐軍東路軍總指揮部，召開緊急秘密會議。黃紹竑、李濟深都是得到蔣介石的急電后匆匆趕來的。一些軍政要員也相繼來滬。

一時間，上海成為一切反革命勢力的集中地，形成了一個反革命司令部。周恩來曾形象地概括蔣介石這個反革命司令部說：參謀部是“五老會議”——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大將是“四大金剛”——白崇禧、李濟深、黃紹竑、何應欽。

有很長時間，當年參與“四一二政變”策劃，后來又反蔣甚至投入人民陣營的諸將們，不愿重提此事，其心境自然可以想見。但是其中的有些人物如黃紹竑、李濟深等，在其晚年，卻主動反省了這些往事。黃紹竑上世紀60年代的回憶文章中寫道：4月2日蔣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會議，是發(fā)動這次政變的一個重要樞紐，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濟深都參加過那次會議。這次反革命政變使大批的工人和共產黨員遭到屠殺，使中國革命事業(yè)受到嚴重的挫折。我過去對于這一段充滿血腥的罪惡歷史，是不愿意接觸的。李濟深主席在世的時候，他曾經鼓勵我寫歷史資料。他說：“你應該把我們所經歷過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無保留地寫出來，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我還可以告訴你。”現(xiàn)在李濟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參加過那次反共會議的，在大陸只有我一個人了，因此，我覺得更有責任把這一段經過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