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府歷來嚴禁對日貿易，即使在弛禁時期日本也不在開禁之列。倭寇太猖獗了，朱元璋無奈之下，甚至“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

但也正因為此，對日貿易的利潤極為豐厚，所謂“販日本之利，倍于呂宋”，因此許多人不顧政府的明令禁止，私下里提著腦袋血脈賁張地從事對日貿易。據(jù)《大日本史料》記載，自萬歷四十二年至崇禎十七年（1614~1644年）間每年在長崎登陸的中國商船數(shù)為：1621年60艘，1625年90艘，1631年80艘，1641年97艘，1643年34艘，1644年54艘，對日貿易成為屢禁不絕之事，中國商人從中獲得了可觀的利益。日本西部的礦山盛產銀，西方人稱日本是“銀島”，中國、葡萄牙、荷蘭等國商人從長崎將銀運往澳門再運回中國購買貨物。有學者認為，“在17世紀……從日本載運出口的白銀每年可達150000～187500公斤……最終還是流到中國大陸?！?/p>

1625年，鄭芝龍的生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一直提攜幫助他、并被他認作義父的大海商李旦于這一年8月25日在日本平戶去世了。而在臺灣笨港安營筑寨的顏思齊，在這一年的9月，因為去諸羅山打獵，感染傷寒，也猝然而逝，年僅37歲。簡直難以置信，在短短的時間內，與自己關系密切的這兩個人竟然相繼去世了，鄭芝龍在悲痛之中，心頭估計也難免掠過一些暗喜：李旦與顏思齊在臺灣的資產，包括海上貿易所必需的船只，也由他全盤接管了過來。

一夜暴富，必定同時潛藏著萬千玄機與角斗。

1633年9月，李旦之子李國助曾給荷蘭駐臺灣的長官普特曼斯寫過一封信，從信中可以看出，李旦在1624年“曾主持荷蘭人從佩斯卡多爾遷至福摩薩”。佩斯卡多爾指的是澎湖，而“福摩薩”則是葡萄牙語“美麗之島”的意思。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葡萄牙一支殖民船隊在漳州人的領航下馳往日本，途經(jīng)臺灣，遠遠望見島上山川雄秀，草木蔥蘢，不由發(fā)出Formosa的感慨，后來福摩薩就成為許多外國人對臺灣的稱呼。另外，李國助在信中也抱怨了鄭一官，說在父親李旦死后，李家大部分財產都被那個叫鄭一官的人侵吞了。（國外人對臺灣的稱呼）

其實在荷蘭人從澎湖遷到臺灣后的第二年，鄭芝龍就已經(jīng)不再擔任荷蘭人的小翻譯，而是自立山頭了。他這樣的人，哪里甘于永遠蜷曲在別人翅膀下，俯看萬眾、一呼百應才真正符合他的胃口。據(jù)江日升的《臺灣外紀》中記載，那時鄭芝龍從福建招徠了鄭興、鄭明、楊耿、陳暉、鄭彩等人，將部下分為十八先鋒，結為“十八芝”，而他自己的名字，也從“鄭一官”正式改為“鄭芝龍”。單這些部將，人手肯定不夠，老家還有數(shù)千人也陸續(xù)緊隨而來，除了耕耘顏思齊、李旦留下的那些田產，同時也開始著手拓墾新的荒地。此時的鄭芝龍已經(jīng)羽毛漸豐，他的膽量與欲望都在風浪的錘打中漸漸壯大膨脹起來，在海上也掛起大旗，建立起武裝集團，將部將分為參謀、總監(jiān)軍、督運監(jiān)守、左右謀士等官銜。

有衣穿，能裹腹，窮苦漢人還能有什么更高的貪求？來投奔的人一直絡繹不斷。初時鄭芝龍的船只不過數(shù)十條，至第二年，已達120條。再一年，已多達700條，而隊伍也迅速擴大到3萬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