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聽眾的現(xiàn)場描述非常生動、傳神，稍嫌不足的是他對時間的記憶，略有偏差。根據(jù)《胡適日記》的記載，梁啟超的演講，發(fā)生在民國十一年（1922）的春天，具體說就是3月的4日和5日兩天。他在3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

昨天哲學社請梁任公講演，題為《評胡適的<哲學史大綱>》，借第三院大禮堂為會場。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張競生教授今天勸我去到會——因為他連講兩天，——我仔細一想，就到會了，索性自己去介紹他。他講了兩點多鐘；講完了我又說了幾句話閉會。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眾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戲了。（同上，304－305頁）

胡適看上去頗有些無奈，有些哭笑不得，也有些惱怒。他在演講現(xiàn)場也許還礙于情面不好發(fā)作，但當晚寫日記的時候，這種情緒就不可阻擋地爆發(fā)了：

他今天批評我講孔子、莊子的不當。然而他說孔子與莊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不過他們實現(xiàn)這境界的方法不同罷了！這種見解，未免太奇特了！他又說，莊子認宇宙為靜的！這話更奇了。

他講孔子，完全是衛(wèi)道的話，使我大失望。

最后他還表示：

梁先生常說我的時代觀念太分明了。這一點我不但不諱，還常常自夸。我這部書的特點，一是時代分明，二是宗派分明。我決不會把孔子、莊子說成有同樣的主張，同（樣）主張“萬物與我并生而天地與我為一”！

但是這種不同的觀點都是好的。我希望多得許多不同的觀點，再希望將來的學者多加考慮的工夫，使中國哲學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見遮蔽了。梁先生今天的教訓就使我們知道哲學史上學派的解釋是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觀點的。（以上均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305－3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