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后面將要介紹到蘇拉，蘇拉在他的改革中異常堅決地削減保民官的權(quán)力。而且與蘇拉同樣信奉共和制的西塞羅，對格拉古兄弟也有過嚴厲的批評。后世對于格拉古兄弟的評價，在共和時期很差，到了帝政時代又好起來。為什么？

保民官是平民階級的代表，如果其勢力過于強大，有識之士就會產(chǎn)生元老院主導的羅馬式共和政體會被摧毀的恐懼。每當貴族與平民的抗爭白熱化之際，羅馬人極度擔心會出現(xiàn)兩個政府，這種對于國家分裂的恐懼，達到近乎神經(jīng)質(zhì)的地步。為此，盡力將開放給平民的職務——保民官的獲選者拉進元老院內(nèi)，就是希望他不要與元老院對抗。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的人們，即使贊成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內(nèi)容，也不贊成兄弟二人推進改革的方式。如果由執(zhí)政官或監(jiān)察官提出改革，再怎么著也是寡頭政治下的共和政體“體制內(nèi)”的改革。

帝政時代對格拉古兄弟評價提高，是因為共和政體下人們對體制崩潰的那種擔心，與帝政時代的人們無關，而格拉古兄弟為官清廉無私，自然值得贊賞。

由此我又想到的問題是，格拉古兄弟不是作為執(zhí)政官或監(jiān)察官，而是以保民官的身份進行的改革，豈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了么?

我認為還是有意義的。公元前2世紀后半葉的羅馬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這一點就連體制內(nèi)的人士也明白。但是，對改革的嘗試，在當時元老院的體制框架內(nèi)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樣說是因為，僵化的元老院欠缺對現(xiàn)狀靈活處置的治理能力。

共和制羅馬的興盛，非一人英雄之力，乃國家體制之功。在國家治理模式上，形成了不斷試錯不斷完善的良性機制。這在研究者中是有定論的。既然國家興盛不靠個人而是靠體制，國家陷入“迷失”狀態(tài)，也不是那個人能力衰竭，顯然是國家賴以運行的體制出了問題。由于年齡過于年輕的局限，格拉古兄弟自身也許并沒有清醒地意識到，他們在保民官職位上發(fā)動的改革，是當時的時代條件下唯一超出元老院范圍、站在社會的立場上進行的改革。他們留給后人的，是對元老院主導的共和體制的深深質(zhì)疑。

提比利烏斯·格拉古擔任保民官職位只有7個月，蓋烏斯·格拉古也不過2年，盡管在位時間短暫，盡管在位期間兩兄弟實行的改革措施大都無疾而終，但對于行將結(jié)束一路高歌猛進的繁華時代、走向新的歷史時期的羅馬來說，格拉古兄弟起到了轉(zhuǎn)折起點的路標和里程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