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約派的反抗得以平定，司法部俯首帖耳，國際間“天主教威脅”的減弱，如此一來斯圖亞特的三個王國會是什么樣子？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1639年的勝利對權力的平衡以及對法庭有怎樣的影響。毫無疑問的是，在個人威望方面受益最多的就是國王本人了。國王戰(zhàn)事的勝利通常都會贏得全國的歡呼；盡管蘇格蘭的宣傳戰(zhàn)也相當有力，但這場對誓約派的勝利無疑會受到人們的歡迎，也會很有效地讓政權的批評者啞口無言。軍事上的成功讓查理一世有機會實現(xiàn)將三個王國聯(lián)合成一個“帝國”的野心—實際就是讓蘇格蘭和愛爾蘭進一步順從于英格蘭的統(tǒng)治。在政府、法律方面（宗教方面已經(jīng)這樣推行了），英格蘭會提供“秩序與禮儀”的模式，這兩個凱爾特人的王國必須也遵從這樣的模式。國王也因勝利而有機會開始推行他的個人統(tǒng)治。如他所認為的，臣民的福祉恰恰就依賴于他的個人統(tǒng)治。用幾年后國王多少有點陰險的話來說：“如果有人愚蠢到要反對國王、國家和自己的利益，上帝保佑，我們會讓他們高興的—即使這違背他們的意愿?！?/p>

1637年，勞德大主教是樞密院中要求在蘇格蘭推行英格蘭禮拜儀式的熱衷者之一。對他來說，1639年王室的勝利不僅僅是國王個人的勝利，也象征著他熱衷的事業(yè)得到了天意的庇護。他在英國教會中的影響將得到加強，而30年代因戰(zhàn)爭中斷的傳教政策看上去很有可能繼續(xù)得到有效執(zhí)行：教區(qū)教堂的祭壇均移到東側并加上圍欄，強調(diào)在布道期間進行教義問答，堅持教義與儀式的一致，提高神職人員的財富和社會地位。如果在17世紀30年代，修改后的英格蘭禮拜儀式在蘇格蘭成功立足，勞德的其他想法也很有可能實現(xiàn)。在愛爾蘭，斯特拉福德和德里主教約翰·布拉姆霍爾已經(jīng)在推進他們的計劃，準備在儀式上實現(xiàn)與英格蘭的一致。在三個王國里，政府的神職化趨向很可能進一步強化—1636年，在勞德的策劃下，倫敦主教被任命為財政大臣明顯體現(xiàn)了這一點。隨著伯頓、巴茨威克和普林等著名的清教徒在遙遠寒冷的地窖中飽受折磨，英國的非國教教徒們也將繼續(xù)在大主教始終警覺的（有時是懷著報復心的）統(tǒng)治下受苦。伊尼戈·瓊斯在圣保羅大教堂60英尺高的科林斯式柱廊頂部刻下了查理一世是教堂的“重建者”的字樣，他對教堂的改造也許可以延續(xù)至17世紀40年代：對于勞德派來說，這是一座實在可見的勝利紀念碑。

天主教徒也因戰(zhàn)爭的勝利而受益。他們對戰(zhàn)備的及時資助（達10 000英鎊）顯然會由于勝利收到一筆極為可觀的紅利。1639年4月17日，亨利埃塔·瑪麗亞王后致信她的首席秘書天主教徒約翰·溫圖爾爵士，承諾將通過“各種……遭到反對的不便做法”保證資助國王的天主教徒的安全—暗示會對天主教提供有限寬容。天主教徒由此可以繼續(xù)爭取國教禮拜法的寬松政策（勞德對此深為厭惡，他仍持強烈的反天主教立場而完全不顧自己的聲望），以及法庭對天主教徒的進一步開放。天主教徒尼斯代爾伯爵（1639年與查理一世一起下決定發(fā)動戰(zhàn)爭的顧問團成員之一）要求在蘇格蘭獲得重要職位；支持天主教的國務大臣、國王戰(zhàn)爭顧問團成員弗朗西斯·溫德班克爵士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我們很難猜測這些舉動是會激起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反對，還是會最終促成事實上的宗教寬容（就像同時代的尼德蘭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會發(fā)生17世紀40年代伴隨長期議會統(tǒng)治而發(fā)生的天主教迫害，其中20多個天主教牧師悲慘地死于絞刑、四肢裂解等酷刑。和17世紀40年代議會對其所謂的宗教異端的恐怖刑罰相比，個人統(tǒng)治時期最嚴厲的懲罰（包括伯頓、巴茨威克和普林所遭受的痛苦）相對來看算是輕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