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確只是沿著巴金老人二十年前所指的出路向前走了一步。哪怕再過一百年，要徹底擺脫文革后遺癥，最有效的辦法，也還只有“全民共懺悔”。當然懺悔只是一種態(tài)度，不能替代思想，便在目前，它是將文革病毒隔離起來，阻止其繼續(xù)傳播的惟一有效的辦法。前些時曾經(jīng)有過余杰對余秋雨的直擊，話題的核心是身陷文革中的余秋雨為何不懺悔。以我對文革的認識，余杰的這番話如果不只是就某件事來針對某個人，思想力量會更強大一些。問題真的不在于某個人要不要懺悔，不管這個人是被動還是主動地卷入文革那大惡的旋渦，懺悔是他獲得思想新生的必須前提；問題是，對于余杰所代表的一批有抱負的年輕學者，有沒有力量為自己肉體所沒有經(jīng)歷過的文革而懺悔。千萬不要認為，因為自己是文革后出生的，文革的大惡就與自己沒關系。

對于有著深層傳統(tǒng)文化背景的文革大惡，僅用本民族文化精華來觀照與反思的確力不從心，必須借助人類文化的其余部分的思想力量，借助與文革同時期、卻避免了文革的世界文明的思想力量。作為小說作者，我看到了，文革與喬俊一、喬俊一與文革是互為因果的，我也希望《彌天》能成為記錄這場大惡的載體，留給后來的更有思想力量的人，重新認識和研究，并使我們得到后人由衷的尊敬。

不久前武漢發(fā)生一件事，一位老報人寫了一本與文革有關的書，習慣性地將當年一個叫“百萬雄師”的組織，說成是造反派，導致一些參加過“百萬雄師”的人上街游行靜坐，說自己不是“造反派”，而是“?；逝伞保嘘P部門公開澄清。我不相信這些人當中真有所謂“青春無悔“者，如果有，那就不只是天大的悲哀了。如果說這些當年英勇善戰(zhàn)，敢革舊文化的命的急先鋒們，真的需要思想啟蒙，我將必須面對比前幾年因為寫了《大樹還小》還多十倍的詛咒。但我還是要說，那些因為文革當中的種種而“青春無悔”者，太需要思想啟蒙了。

葛紅兵：《彌天》觸及了許多“五四”以來啟蒙主義者常用的批判主題，它的深刻我覺得近年只有閻連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檀香刑》可比，達到人性反思的力度，寫出了中國人人性當中善良和殘忍、極端的禁欲和極端的縱欲之間的二元共存關系。這是我非常欣賞的地方。但是，我也有疑惑的地方。你在批判的時候是非常有力度的，但是，在贊美的時候，表現(xiàn)希望的時候卻似乎落入了中國人的老套子，你把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比如溫三和與秋兒、與宛玉，宛玉救了溫三和的政治性命，秋兒救了溫三和的心，這種“女性烏托邦”在曹雪芹那里也有。由此，有的時候我會想，我們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似乎缺乏更高的渴盼與祈求，沒有心靈的力量去尋找那個比“人”更高的超越者和大全的理性力量和精神沖動，常常簡單地到女性那里尋求精神的安慰和肉體的慰籍了事，事情到了女性那里就似乎結(jié)束了。最近聽說你正在寫一部有宗教內(nèi)容的新長篇，不知道你對此怎么看？

劉醒龍：在我的最早記憶里，有關西方文化并讓我永記不忘的一句話是：有史以來，上帝最了不起的創(chuàng)造惟有女人。在對女性的贊美與依戀上，東方文化從來就不遜于西方文化。畢竟我們都是來自母體，在潛意識里，只有母體是最純潔、最安寧的地方。

很多時候，文學的魅力就在于思想的半途而廢。

在最后一刻里，寫作者盡一切可能地將情感留給文學，而將命運前途交付讀者。這樣做恰恰是最負責的寫作。從思想的歷史里最應當讓我們銘記的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民族的良心，但任何人都不應該以自己的頭腦作為民族的頭腦。一個強盛的民族，是因為人人都有一個強大的頭腦。

文學的不朽，并非由于她的思想深刻，而是因為她將千千萬萬個活躍著的思想凝聚到一起。

在這一點上文學與宗教的意義是完全相通的。正在寫的新的長篇里，的確有宗教的意義貫穿其中。這又回到最初的話題，對靈魂，最有力的拷問，如果不選擇文學藝術(shù)，那便是宗教。最有力的救贖，也是文學藝術(shù)和宗教。與文學一樣，宗教的魅力也是因為思想的半途而廢。在兩個半途而廢里，作為文學的前者，是為了在作品中引入最廣泛的思考。作為后者的宗教，則是在思想境界里出現(xiàn)黑洞時，提供人性化的意識空間，使得思想出現(xiàn)困頓時的人，繼續(xù)有船可渡，有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