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上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之對立，是歷來倫理學發(fā)生爭執(zhí)的根本。我以為二者是能溝通的，其問題乃在于二者能否包含。換言之，即不在其取長舍短，而在其能把二派之方法及界限看清楚后，再看是否還有沖突。因為他們雖同一在解釋道德問題，但二者所用之方法卻全然大異。我要證明此點，我先提出兩個疑問：第一，即是自然主義倫理學是否升進了道德問題的堂奧?第二，理想主義倫理學是否對于道德進步及實際的文化問題沒有答復?如果兩問題的答復，均屬“否”字，則是吾人萬難說他們的短處是他們根本上的缺點。以此，言取其長，毋寧言取其根本要義；言舍其短，毋寧說去其越本分而遠涉的支節(jié)。

一

現在且先考察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有一要點即是信從科學上的結論或科學方法的萬能。詳言之，即一方面唯恐科學方面所得之結論不足顯其偉大，于是索性將當時科學所得之結論，無限制地應用出去；他方面則覺得自然科學既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科學方法又有無上威權，則是任何一問題，吾人決無有另取直觀或超驗的方法之理。所以自然主義者在道德問題上，并非不是不承認有善與良心，或義務等問題，它實乃是想用自然科學的結論和方法以解決之。

我們一看自然主義的歷史，就知此種潮流，遠在古希臘時代已經伏有了。不過嚴格言之，仍應從近代培根、霍布斯算起。培根、霍布斯后，推演到洛克、休謨、亞當·斯密、邊沁、小穆勒、斯賓塞、達爾文，這派簡直成了英國倫理學的主潮，我們在英國除了找出有少數調和論的理想主義者外，幾乎難找一位純粹理想主義者。至于其他則無一而不是以自然主義相號召。這種潮流到大陸，先有斯賓諾莎受其影響，后有無神論者費爾巴哈、孔德、居友(Gayau)、克魯泡特金等，這些都是自立名目而急欲與理想主義一對抗。我以為這樣多的自然主義者，最成熟的仍應推克魯泡特金。因克氏學說能將各派包括而無余。故此地言自然主義，即以克氏為代表。

原來自然主義在克氏之前，均側重在善的問題；康德提出的義務問題，還未見得到他們的首肯。比如邊沁即曾明白不承認有良心。亞當斯密、斯賓塞，雖對良心或義務有意見，但他們卻從未重視它。直進展到達爾文才把康德提出的義務問題，明白視為倫理學上唯一的中心問題，而專以自然科學的見地答復之。(見所著《人類由來》(The Desent of man)第四章一一二頁)自然主義到此，才算真與理想主義直接相觸。但可惜達爾文本人的生物學趣味過濃，故對于道德問題，走到半途即止，只得一個“義務觀念起源于社會本能”的含糊結論，即不前進；所以后來克魯泡特金有見于此，乃循著達爾文的路線而去，竟在路線后面找出另一個光華燦爛的“自己犧牲”(Selfscrifice)“正義”(Iustice)“互助”(Mutual aid)的道德世界來。若問克氏在倫理學上有何貢獻，此點能不背基督精神的科學的道德觀，的確是他的大貢獻。

鼓舞克氏以科學方法研究道德問題的原因，第一即是近代科學的進步。因物理學上的能力不滅定律，證明了宇宙生命不過是一個無時或息的能力變化之連續(xù)，每一變化每一連續(xù)，都循一定的機械定律，并可以從此形態(tài)到彼形態(tài)，所以一切行星的出現、消滅，都無有神秘的地方，反之還可由數學家物理學家手中得知其將來如何。不但如此，近代有機生命的科學還證明了“生命”這件東西是廣布的，凡任何一物質的團聚，我們都應視之為有生命的東西，同于生物而須經過進化與衰頹的循環(huán)。所以近代科學告訴我們(一)有機體或人類不過是環(huán)境的產物，(二)我們無時不是與宇宙生命相接觸，相適應。

因之，我們知道自己非常渺小，我們應當謙遜，決不能把自我視為宇宙中心；并且“自我”這個東西，離開了全體，則無所謂；沒有“你”，則我們的“我”也無法成立。所以科學在此，無異告訴我們人類生于社會必須相愛相親。更從實用科學之成績而觀，又無異告訴我們唯有利用自然的能力，而后人類福利之獲取乃不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