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革命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攻擊的矛頭主要是針對劉少奇?，F(xiàn)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對劉少奇的所謂批判，完全是一種斷章取義、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歪曲攻擊，是十分荒謬的。

對劉少奇的批判經(jīng)過了一個逐步升級的過程。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從此開始了對劉少奇的批判。

有一種觀點認為：1965年11月發(fā)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已經(jīng)在批判劉少奇；這以后批“三家村”、北京市委、《二月提綱》，都是批判劉少奇；《五·一六通知》也是批判劉少奇，其中“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是指劉少奇。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缺乏根據(jù)。因為在這段時間里劉少奇繼續(xù)受毛澤東委托在第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包括領(lǐng)導“文化大革命”?！段濉ひ涣ㄖ肪褪窃趧⑸倨嬷鞒值闹醒胝尉謹U大會議上通過的。在這期間，劉少奇的地位和周恩來、鄧小平等沒有什么不同。至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一提法的原委，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作過評述。

還有一種說法，也就是林彪1969年4月在九大政治報告中的說法，認為建國后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歷次斗爭，包括批判《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批判文藝戰(zhàn)線和文化部、衛(wèi)生部的“修正主義路線”，都是在批判劉少奇。這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所以，筆者認為，只是在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后，才真正開始了對劉少奇的批判。

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寫于1966年8月5日，8月7日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發(fā)給與會人員。全會隨即改變了原來的議程，開始討論毛澤東的“大字報”，當然也就開始對劉少奇提出批評和批判。批判的內(nèi)容主要是派工作組，指責這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這一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派工作組是中央集體決定的，目的是為了使黨的領(lǐng)導不致中斷，防止局勢失控，談不上什么“方向、路線錯誤”，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敘述過。不過，當時的批判只限于八屆十一中全會范圍內(nèi)，而且在批判發(fā)言時沒有指名，會后也沒有往下傳達。全會沒有作出要繼續(xù)批判劉少奇的決定，劉少奇在全會上也仍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所以當時不少人，包括劉少奇本人，都認為問題已經(jīng)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