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是歷史題材占據(jù)市場。歷史紀實包括人物傳記，具備實錄、史志、史傳以及史鑒價值，在閱讀市場上大受追捧。尤其是那些帶有披露歷史細節(jié)和內幕隱情性質的作品，那些富于個性色彩、感人淚下、曝光私密的自傳或名人傳記，更是在市場上大出風頭，吸引住眾多讀者的眼球。如王樹增的《長征》《解放戰(zhàn)爭》作品篇幅長達數(shù)十乃至一百三十萬字，提供了豐富的史實內容，很好地滿足了讀者對于知識性、趣味性的需求。金一南重寫中共早期歷史的《苦難輝煌》也大為暢銷。李潔非《胡風案中人與事》探析荒唐時代與小人物命運的關聯(lián)，啟人深思。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披露第一手史料，揭示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在特殊年代的遭際和秉持操守，觸及靈魂。徐光耀《昨夜西風凋碧樹》和金敬邁《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描寫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的曲折遭遇，對歷史進行反思。張雅文的自傳《生命的吶喊》書寫一個社會小人物艱辛的奮斗歷程，具有很強的勵志作用。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等一批政治人物傳記，都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文學價值。黨益民《守望天山》記述了一位為亡故戰(zhàn)友守墓二十幾年的老兵的故事，蔣巍、徐華《叢飛震撼》講述深圳歌手叢飛樂于助人的故事，催人淚下。劉元舉、康錦達《人民代表馮有為》記錄了一位勇于為民代言的人物，徐風《花非花》敘述紫砂藝人蔣蓉動人的一生，張培忠《文妖與先知》挖掘“性學博士”張競生鮮為人知的生平，趙瑜《尋找巴金的黛莉》以小說筆法從講述小人物的生平往事管窺時代風云，探尋巴金的心靈世界，皆注重情節(jié)細節(jié)的運用，文學性強。

五、主題選擇：注重現(xiàn)實針對性和長遠價值

2000年以來的紀實文學創(chuàng)作繼續(xù)將現(xiàn)實作為自己最重要的描寫和表現(xiàn)對象，勇敢承擔“時代書記員”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記錄時代，為時代寫史，描繪人們的精神圖譜，為人民立傳，傳達百姓心聲，反映民族心史，承擔社會責任，體現(xiàn)文學秉持，是新世紀紀實文學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主題選擇和價值追求。

“民生報告”無疑是近12年創(chuàng)作的一大焦點。梅潔的“西部女性生存狀況憂思錄”、陳桂棣的“農民調查”、黃傳會的“農民工系列”、阮梅的“留守兒童調查”，以至朱曉軍的“反腐戰(zhàn)斗作品系列”（包括《天使在作戰(zhàn)》《一個醫(yī)生的救贖》《高官的良心》等），陳啟文的“糧食報告”，表現(xiàn)生態(tài)文明、和諧社會建設、食品安全的作品等，描寫的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主題。

記事寫人是紀實文學的基本功能。如果從大的主題上分類，幾乎所有的紀實文學作品皆可歸入于此。《天使在作戰(zhàn)》《叢飛震撼》《守望天山》《一種精神》《花非花》《生命的吶喊》《人民代表馮有為》《聶紺弩刑事檔案》《木棉花開》《搖著輪椅上北大》《部長與國家》《文妖與先知》等，都是將人物作為描述的核心，注重描寫人物的性格和命運，通過豐富的情節(jié)細節(jié)、對話心理描寫等，表現(xiàn)人物最寶貴的品格和精神，展現(xiàn)人物內心強大的精神力量，從而打動人、感染人、影響人、激勵人。而《國運——南方記事》《震中在人心》《生命第一》《天堂上的云朵》等，重心則在記事上，這些作品中人物眾多、個性各異，作者所要凸顯的是紀實文學作為史志記載的功能，重在記錄那些感天動地、感人至深的情節(jié)、事件，為歷史“立此存照”，留下備忘錄和珍貴檔案。

闡述新思想、新見解，是新世紀紀實文學在主題選擇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王宏甲擅長勇立時代潮頭，高瞻遠矚，發(fā)出新穎而獨到的見解。他的《智慧風暴》站在世紀初的門檻上，眺望一個正在迅速到來的數(shù)字信息時代，較早認識到，這場數(shù)字革命所帶來的智慧風暴將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和中國的面貌。他的《中國新教育風暴》則從王能智等的教改創(chuàng)新中預見到新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曙光，指出一場“新教育”風暴必將到來，并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教育的現(xiàn)狀。魏榮漢、董江愛和朱曉軍則分別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進行個案觀照及思索。何建明通過一系列的作品，對黨如何執(zhí)政為民、中國如何科學發(fā)展、如何構建和諧社會、黨員應如何堅定信仰等進行了深刻思考與反思。張勝友的《東莞：城市傳奇》《珠江，東方的覺醒》等一系列政論體電視報告（電視政論片），更是對中國的改革發(fā)展之路，對中國的命運抉擇轉變及未來發(fā)展進行深入探究，闡發(fā)了許多頗具價值的政治觀點。

六、紀實文學的優(yōu)長與缺陷

紀實文學是文學的“輕騎兵”，強調對現(xiàn)實的參與和對生活的干預，是經世致用的活文學。政論性、思辨性、理性批判與反思，是紀實文學的重要品格。新世紀以來的紀實文學創(chuàng)作反思意識增強，理性視角得到強化，思想的深度和力度都有明顯拓展。

一是對現(xiàn)實的觀察與思考。作者創(chuàng)作主體意識鮮明，特別是作為思想主體和現(xiàn)實沉思者身份，重視直面現(xiàn)實、著眼未來，總結經驗教訓，以鑒長遠。如《巨災對陣中國》對巨災與中國發(fā)展的辯證關系的考量，《共和國糧食報告》對國家糧食安全的探析，《中國高考報告》、《中國新教育風暴》、曲蘭的《十八歲的數(shù)據(jù)庫專家》等對現(xiàn)存教育制度弊端及其出路的思索，梅潔、黃傳會對農民生存的憂思，《情報日本》對日本“情報立國”理念的推介，《第一種危險》對社會危機深沉的追問，都發(fā)人深省。二是對歷史的反思。作家們注重從歷史往事中推論出對今日以至未來有價值的經驗教訓。如《聶紺弩刑事檔案》《胡風案中人與事》《昨夜西風凋碧樹》等對“文革”帶給知識分子的“精神奴役傷”、心靈內傷和人格扭曲進行反思，《國殤》對國民黨抗戰(zhàn)歷史進行重新書寫及評價，……這些重審歷史之作，運用全新視角，盡量逼近真實，將曾經被扭曲的歷史和被妖魔化、異樣化的人物扭轉過來，恢復其常態(tài)及正態(tài)，力求客觀、全面、科學，旨在還歷史本來面目，告訴讀者歷史真相。

新世紀紀實文學，備受詬病的缺陷，除了出現(xiàn)了一些有償版面、有償報告、有廣告嫌疑的作品之外，更在于其批判現(xiàn)實、干預生活品格的沉陷與缺失。社會問題報告銳減，紀實文學介入生活的能力明顯削弱，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紀實文學對生活的積極參與、對問題的大膽揭露、對現(xiàn)實的勇敢擔當與批判，是1980年代創(chuàng)作屢屢引起社會轟動的重要因素。新世紀紀實文學引起法律糾紛、政治風險的可能性加大，寫作的潛在危險增加，創(chuàng)作的禁區(qū)和雷區(qū)增多，作品的戰(zhàn)斗性、批判性逐漸喪失。更多的作家法制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增強，選擇主動避開或避免那些高風險的題材與主題，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紀實文學大膽參與生活尤其是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缺失。所以，當“文壇黑馬”朱曉軍批判性戰(zhàn)斗性都很強、題材主題都相當尖銳的《天使在作戰(zhàn)》甫一發(fā)表，即引起熱烈反響和廣泛好評，并屢獲大獎。

紀實文學是一種“戴著鐐銬跳舞”的受限文體。這種受限性主要源自其必須保證內容的絕對真實，不能有絲毫的虛構或杜撰。新世紀以來，少數(shù)作家的紀實文學作品存在著超出合理范圍的過度想象、憑空想象的缺陷，如大量運用人物的直接對白、心理描寫，特別是對歷史人物、已故人物在缺乏第一手資料佐證的前提下進行心理描寫更是紀實文學之大忌。這些明顯的主觀臆造或虛構成分的存在，說明作者對紀實文學文體的特殊品格和屬性把握不準、不嚴，因而存在著作品失真的危險。

新世紀紀實文學有時還存在著純粹從資料到文本的缺陷。紀實文學是貼著大地和民眾行走的文學，強調實地采訪和現(xiàn)場搜集素材，重視材料來源的第一手性、可靠性和準確性。一些作者足不出戶閉門造車，單單從文獻記載或網絡搜索中積累素材，直接將資料轉化成文學文本。這樣的創(chuàng)作無疑會帶來鮮活性、新穎性的欠缺，對紀實文學文體品格造成損害。

紀實文學作品藝術性不強，是造成讀者不斷流失的根本原因。不少作品文字干巴、無文采，敘事鋪陳，情節(jié)、故事平淡乏味，甚至淪為流水賬、記事本，篇幅冗長拖沓，思想平庸，很難帶給讀者審美的愉悅和思想的啟迪。這是當下紀實文學亟須改進和提高的重要方面。

回顧最近12年來的中國紀實文學，成就無疑是突出的，影響亦是深遠的，眾多作品具有文獻價值、史學價值、社會學價值，認識價值、教育價值或審美價值，可以在文學史上留下印記，有些作品堪稱紀實文學新經典。我們有理由堅信，隨著時代的進步，紀實文學這種誕生至今不足百年的年輕文體定會與時俱進，更加成長壯大，繼續(xù)與時代同進步，與人民共憂樂，勇立時代潮頭，自覺關注生活、記錄歷史、反映現(xiàn)實、眺望未來、描繪人們精神世界、抒發(fā)百姓心聲。

12年間大陸發(fā)表的紀實文學作品篇目數(shù)以萬計。選編一部名為“最佳”的作品選，實在是一樁高風險的事情。編者力求從史志性、思想性、藝術性、可讀性等方面綜合權衡，作出艱難取舍。為了彌補選本篇幅有限的缺陷，編者特在書前作此導論、在書后附有作品存目，以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新世紀紀實文學發(fā)展的脈絡及全貌。不當之處，懇請讀者不吝賜教。

2011年11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