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在長篇小說《午夜的孩子》（1981）的第一部里寫到了主人公撒利姆·撒奈伊的外公，這位蓄著紅胡子的阿達姆·阿吉茲大夫有一雙天空色的眼睛和一根“發(fā)瘋的香蕉”般突起的鼻子。他通過“剪洞的床單”對腹痛的地主女兒娜芯進行了一番檢查，從此揭開了家族羅曼史的序幕。故事的敘述者撒利姆仿佛拎著一只塞滿了歷史記憶的沉甸甸的馬口鐵行李箱，卻能夠舉重若輕地以紅藥水、吃檳榔和射痰盂的游戲?qū)τ谟《鹊闹趁窠y(tǒng)治以及制造的流血事件做了諷喻式的掃視。20世紀60年代在劍橋大學攻讀歷史的拉什迪（1947—）從他所熱愛的那一時期問世的文學經(jīng)典《鐵皮鼓》（1959）和《百年孤獨》（1967）里分別找到了講故事的方法和口吻，這樣的句式我們大概不會陌生：許多年后，當他體內(nèi)那個洞被仇恨填滿，而他在山上寺廟那尊黑石神祗的祭壇上犧牲自己時，他會試圖追憶孩提樂園里的春天，在旅行與土堆與軍方坦克弄遭一切之間的事物舊貌。

為了更好地紀念那段動蕩的歷史歲月，拉什迪賦予了主人公撒利姆召集其他一千個“午夜的孩子”秘密相會的魔力，此后他又擁有了特異的嗅覺，就像君特·格拉斯筆下的侏儒奧斯卡咚咚的擊鼓聲和能夠“唱碎玻璃”的嗓音。撒利姆本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英國移民和沿街賣藝的印度教歌女的私生子，因為接生護士有意調(diào)換了兩個男嬰的姓名標簽，結(jié)果成了地位優(yōu)越的穆斯林家庭的孩子，還受到了尼赫魯總理的祝福。拉什迪在小說的開篇就推翻了傳統(tǒng)的講故事的方式：“從前從前……我生在孟買。不行。這可不成，不能避談日期：1947年8月15日，我在納利卡醫(yī)生的私立醫(yī)院出生。”值得一提的是，撒利姆正好是在印度宣告獨立的紀念日的午夜零時“一筋斗栽進了人間”。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趕上紀念日降臨塵世。在另一位印度裔作家維·蘇·奈保爾（V.S.Naipaul，1932—）的代表作《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HouseforMrBiswas，1961）里，穆罕·畢司沃斯先生這個被命運苦苦折磨的父親形象出生在一個貧窮而迷信的印度移民家庭，六個手指和胎位不正使得這個半夜“不吉利的時刻”出生的嬰兒被外祖母所請來的梵學家占算為好色之徒、揮霍者和撒謊的人，畢司沃斯似乎受到了魔鬼的驅(qū)使，甚至連打噴嚏也會給人們帶來不幸。

小說家總喜歡將筆下人物的出生日期與某些災難或特殊時刻緊緊地纏繞在一起。三島由紀夫（1925—1970）在他的《假面自白》（1949）的開篇就描寫了“我”曾經(jīng)目睹自己出世時的光景?！拔摇笔窃陉P東大地震后的第三年出生的，出世前十年，祖父受到一件貪污案的牽連辭掉了在殖民地擔任的官職，“家境幾乎是以哼歌的輕快速度衰落下去的。”三島由紀夫刻意地交代了“我”的出生日期：1925年1月14日晚上九點。對于祖父為“我”命名的第七日晚上的情景寫得更為具體，尤其是“我”當時的穿著：法蘭絨貼身襯衫、淡黃色的綢內(nèi)衣和碎白道花紋和服。難道這是僅僅為了營造捕捉往年的陳設和氣味嗎？或者是由于小說的自傳性？作家的血液流動得比一般讀者要慢，他們總想追溯生命的源頭，并不在意我們真正想要從書里得到的是什么。

與《假面自白》里的“我”一樣，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樹也是一個“1月的孩子”，或許是覺得自己的生日（1月12日）還不夠特別，這位熱愛爵士樂、異國旅行和馬拉松賽跑的日本作家在他的長篇小說《國境以南，太陽以西》（1992）的第一行文字就給自己找到了一個紀念日：“我”生于1951年1月4日，即20世紀下半葉第一年第一個月的第一個星期。除此以外，“我”還擁有另一個值得紀念的名字——“初”。

也有不少作家對于自己的姓名和家庭深感不滿。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就把原來的姓名威廉·卡思伯特·?？思{的中間太過女人氣的部分給省略掉了，大概是為了和父親老?？思{劃清界線，這位喜歡品嘗威斯忌的美國作家在筆直站立的字母“l(fā)”之前又添加了一個小酒杯“u”。而在20世紀30年代初一次答記者問時，?？思{開玩笑地談到了他的出生和父母雙親：我于1826年由一個黑奴和一只鱷魚所生——他們的名字都叫高興的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