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變化可以被視為引進的外部人才潛移默化的結果。以中海油為例，在其由傳統(tǒng)的國有企業(yè)向現代企業(yè)模式轉變的過程中，引進了美國企業(yè)的首席執(zhí)行官。雖然此舉最初只是為了實現在海外的公開上市，但產生的結果卻不僅如此。由于美林證券、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中國國際銀行的擔保，中海油第二次上市的嘗試異常順利。中海油上市之后，全球商業(yè)公司都為之一震。

中海油并非徒具香港注冊的外表，其財務狀況、現金儲備、營業(yè)資產和商業(yè)操作的地點都按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要求進行了信息披露。暫且不論中國海油集團的雄心何在，它現在已經成為很多人實現抱負的主要目標。有些人希望自己的公司被中國海油并購；有些人則向中國海油兜售自己公司的特定資產，比如油井或氣田等；還有人提議同中國海油就中國國內的業(yè)務開展合作；更有甚者試圖說服中國海油投資進入全新的領域。種種提議令中國海油應接不暇。在這些人眼中，中國海油具有發(fā)展的決心和充裕的資金，絕對是個理想的交易對象。

我就曾見證了這樣的事，一些甚至還是我的親身經歷。盡管從未曾參與中國海油的具體管理與運營，但是我作為國際咨詢委員會的一員在公司發(fā)行的雜志和管理資料上出現過。因此，我在中國海油國際咨詢委員會任職的9年時間內，曾不止一家公司同我接觸，試圖通過我向中國海油的高管表達合作意向。但我只是一個顧問的角色，不參與公司的具體運營。即便如此，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上市的中國國有能源巨頭所面臨的商業(yè)合作提議多如牛毛。為了敲開中國海油的大門，這些公司無所不用其極。

當眾多的合作提議擺在中國海油面前的時候，投資銀行家又一次回到了舞臺的中央，而這一次其所要發(fā)揮的是咨詢作用。投資銀行家被認為具有豐富的資產評估經驗和談判技巧。他們將就具體的合作形式（比如現金、參股抑或兩者兼有）、投資的力度提出十分重要的建議。很多情況下，投資銀行家將進行具體的理財操作。在這一過程中，投資銀行家對交易進行管理、確保一切按規(guī)章制度進行，對相關方（包括外國政府和立法機構）進行溝通和游說，而公司的投資方則可以隨時掌握最新動向。

正是因為經常和多領域的參與，投資銀行家成為掌握全球信息的關鍵角色。他們經常會在第一時間得知在何時何地有何種資產正待價而沽，哪家公司因深陷財務危機亟待收購，哪家公司正尋求合作伙伴共同開發(fā)能源項目。一旦潛在的合作伙伴找上門來，投資銀行家就將利用手中的信息開展新的業(yè)務，尋求新的機會。然而對中國海油等央企高管來說，只能從投資銀行家這樣的中介獲取信息無疑是不夠的。他們深知其獲得信息所依賴的中介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不完全同委托方的利益相一致。這樣，對國際化專業(yè)人才的需求又一次擺在了央企面前，其需要的是能對所面臨的合作提議進行分類、辨明投資銀行提議的利益所在并可以提出戰(zhàn)略以及進行推進的高級管理人才。海外上市的央企將進行的生意風險很高、壓力很大，利益錯綜復雜，步步要求作出決策，公司內外的看法是眾說紛紜、各執(zhí)一詞。最后，在此方面我要強調的一點是，海外上市的央企所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環(huán)境。這種情況可能讓深陷其中的每一方都發(fā)生極大的變化，無論是傳統(tǒng)的央企高管，還是新進的國際化人才，抑或是各種各樣的媒體和在外部環(huán)境中起著關鍵作用的咨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