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文：能確切地說一下，您是什么時候得出這種想法的嗎？

戈爾巴喬夫：１９８３年，盡管此前我已經接近這種結論。當我成為黨的領袖――這在當時意味著也是國家領袖――時，我曾抱有一種幻想，以為可以對現(xiàn)存制度進行改革了。我當時認為，可以使現(xiàn)存社會主義獲得第二次生機。我的思考和我同安德羅波夫的爭論使我產生一個思想，以為"多一點民主"就意味著"多一點社會主義"。列寧逝世前，當看到國內形勢的發(fā)展不盡人意時也產生了這個思想。有些人認為，"多一點民主――多一點社會主義"的說法是文字游戲。當然這是形象的說法，而不是理論原理。

斯拉文：但是這個說法正符合問題的實質，因為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就會變?yōu)樽约旱膶α⒚妗?

戈爾巴喬夫：我覺得這個說法容易被人接受。因此我把自己的報告稱為"群眾活生生的創(chuàng)造"。但是開會的前一天契爾年科給我打電話，說要全部取消。我表示反對。亞·亞科夫列夫坐在我辦公室，我們對報告的文字作了最后的加工。季緬寧看了一遍報告，提了一條意見。我給里·科索拉波夫也寄去了報告。他連一個逗號都沒改就退回來了，大概是心靈受到了傷害?？扑骼ǚ蜃黠L是一種現(xiàn)象。我不知道，您對他看法如何．．．．．

斯拉文：你們是相互反感。

戈爾巴喬夫：是相互的，很好。如果是單方面的，就不好了。就這樣，我在這個報告中發(fā)揮了使社會民主化的主題。我那時堅信，正統(tǒng)派和原教旨主義已經過時了。對于我來說，"布拉格之春"更多的是人道方面的悲劇，而不是政治方面的。

斯拉文：那么您同情"布拉格之春"嗎？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方面我是這樣理解的：這可能是我們的階級敵人的"暗中破壞"。公開戰(zhàn)勝我們無望后就嘗試著從內部搞動作，通過意識形態(tài)的腐化作用。１９６９年訪問布拉格之前，我始終這樣認為。此前我是邊疆區(qū)委第二書記，審理過幾例反對鎮(zhèn)壓"布拉格之春"的共產黨員的案件。

斯拉文：我當時在莫斯科大學文科系哲學教研室的研究生班學習。當時黨組織對我進行審查，只是因為我講"人道的社會主義有什么不好，難道不人道的社會主義就好嗎？"

戈爾巴喬夫：我是同葉戈爾·利加喬夫、馬麗娜·茹拉夫廖娃、鮑里斯·帕斯圖霍夫一起訪問布拉格的。當時我們在尼古拉·佩特羅維切夫的領導下試圖幫助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同我們的青年組織建立聯(lián)系。那時，我看到了普通人對五國行為的態(tài)度。

當我們來到波爾諾工廠時，工人們都背過身去，不想與我們談話。我覺得自己像在傳染病房里一樣。我當時想，不應該這樣。正是１９６８年以后蘇聯(lián)開始了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運動。這些都促使人們思考，令人難忘，后來這些東西都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