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想見，此制一開，人人得進階加勛，整個官僚隊伍，特別是因而躍入五品、三品高官顯貴行列的官員們，會以怎樣感恩戴德的心情來崇拜這位大唐開國以來第一次封禪大典中最出風頭的武則天。她在擊敗上官儀以后，借“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的大好經(jīng)濟形勢，立即策劃籌辦封禪，并在典禮上爭亞獻，搶角色，足見她在政治上的活躍和著意籠絡人心的機智。作為正常仕途之一的科舉制度，在唐高宗武則天共同執(zhí)政的二圣時期也有重要發(fā)展?！坝阑找郧?，俊、秀二科猶與進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這是科目重心的變化。以數(shù)量說。唐高祖遲至武德五年（622年）天下大定始開科舉，每年只取進士四至七名，連秀才不足十名。唐太宗貞觀年間，一般每年取進士數(shù)名至十幾名，包括秀才明經(jīng)諸科，平均每年取士仍不過十名。所謂“進士科？？盛于貞觀”之說，并不足據(jù)。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皇帝親自策試舉人九百。他和武則天統(tǒng)治的55年（650-704），據(jù)徐松《登科記考》統(tǒng)計，舉進士逾千，平均每年20多人，比貞觀年間增加一倍，從此直到唐末，進士科錄取人數(shù)的平均數(shù)，大致保持在這個水平上。考試內(nèi)容也有變化。史稱：“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雹捱@是指進士科的情況。隋煬帝始建進士科，起初只試策問，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jīng)史一部，主要還是試時務策，而策問大多不過泛泛而論，并不能切中時弊建策，判上下等第全看文章對仗華麗。早在貞觀元年杜如晦就指出：“吏部擇人，惟取言辭刀筆，不悉才行?！必懹^二十二年文章浮艷名噪京邑的進士張昌齡、王公瑾等落第，連唐太宗也感到奇怪，詢問原因?？梢娨幌蚨际且晕恼氯∵M士的。

上元元年（674年）劉曉上疏：“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苯ㄗh“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他完全在重復杜如晦的意見，按他們所說，要求取人必先有“行著州閭”的名聲，難免又回到九品中正的老辦法，實際上行不通了。所謂“永隆中始以文章取士”，是據(jù)永隆二年八月的《條流明經(jīng)進士詔》，初次規(guī)定“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方能試策。當時進士科考試要過三道關，一是帖經(jīng)，帖十得四為合格，是上一年才加的；二是試雜文兩篇，還是文和詩賦各一；三是試時務策五道，但重在文詞。詔令的意思很明白，“進士文理華贍者”，便應升甲科高第。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認為：“明經(jīng)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亡實才?！雹捱@進士加試雜文制度，就是因他的建議而規(guī)定的，對以后的科舉制度影響深遠。即如《通典·選舉典三》所載：“及永昌之后，太后君臨天下二十余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寢以成風。”唐代文壇的空前繁盛是這一政策的直接產(chǎn)物。當然僅以文章取士的制度也有不少弊端，不過科舉制特別是進士制度，是作為名義上以德行、實際上以門第取人的制度的對立面出現(xiàn)的。學而優(yōu)則仕取代憑門第入仕的制度代表了時代的進步，因此在社會上有熱烈的反響，顯示了新生事物的強大生命力。無論以后科場取士又怎樣講究起門第關系，出現(xiàn)種種復舊暗流，科舉制，特別是進士制還是成為一批寒門出身的有才華的士人-當然也不排斥屬于高門的子弟-躍身政治舞臺的龍門。

姚崇、宋、張九齡等名相和陳子昂、劉知幾等文壇巨擘，都是這時期以科舉進身的杰出人才。而武則天在唐高宗在世時，便已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造就一支有相當實力和潛力的親信官僚隊伍的初衷。若從唐代文壇，特別是詩壇和科場同步繁榮的事實而言，我們更要給隋唐以來-包括武則天時期-的科舉取士制度一點積極的評價。再說北門學士。爭取社會輿論和廣大官僚階層的同情擁戴，只是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