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送到私立滬江大學

1930年“九一八”事變前后，我被保送到上海滬江大學，它和我上的中學同屬一個系統(tǒng)的教會大學，原名Shanghai College，就在那一年被改為University of Shanghai，校長為著名愛國華人劉湛恩博士。

在中國，像我這樣家庭貧寒的人能進大學幾乎是不能想象的。因為私立大學大抵都要求學生支付巨額學雜費，像當時的復旦、光華等大學，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才能上得起。盡管滬江大學對保送入學，出身于貧寒家庭的子弟有些優(yōu)待：（1）可以免交學費；（2）可以做些勤儉就讀的服務工作，掙些零用錢。然而伙食是學校團辦的，每年須交一百四十多元的膳費。這個數目決不是一般人家一時所能湊足的，更不消說像我那樣一個家庭了。

我能離開寧波到上海，第一須取得父母的同意，因為我是家中獨子。第二是我須湊足這筆令人寒栗的巨款，一一求助于周圍的人士。首先給我希望的是高年級同學陳運惠君，他是開鮮蛋行的一位小老板，通過其同級同學鄭友揆君向他告貸，出六十元送我上學，湊上《時事公報》的姜老師給的三十塊銀元稿費，總共九十塊大洋，這就足以取得雙親的同意了。

到了上海，我借宿在曾出租其后院房屋給我家居住的陳信友君的父母家里。陳信友是供職于美孚洋行的陳根發(fā)的大兒子，他曾在四明中學讀了初中一年級，后來跟著父母遷至上海九畝田上學，畢業(yè)于上海私立新民中學，樓邦彥君是其同學，我們算是同街坊的小朋友了。承他報答我父親對他在寧波時的照料之恩，收留了我。

又經陳信友君的介紹、推薦，向樓家伯伯借了六十元，才算湊足了一年膳食費，于是我們三人一起走進了位于楊樹浦江邊的滬江，在“伊凡思”樓落腳了。當時我?guī)サ闹皇且粭l由五顏六色布條拼成的棉被，衣服破舊也很少，和他們倆相比，自感寒酸。幸虧陳信友君的母親慷慨，寬厚地為我們三人各做了一件顏色相同的弦紗長衫，我也得以小加掩飾，心情才平靜了些。但我最后借到的六十元錢，是經陳信友君祈求，并由我向樓家伯伯開了借據才借到手的。這種經歷既使我感到他們對我的支援是非常難得，又確實讓一個自尊心極強的青年感到難堪。把大城市里的人際關系——金錢關系和家鄉(xiāng)左鄰右舍田園詩般的純潔關系對比，我深深地感到我失落了什么，給我內心留下了難忘的痛苦。以后每到周末，看見那些豪華轎車長蛇陣式地充塞這所不大的校園，再想到自己未來幾年的艱苦前程，使我開始接觸這陌生而異樣世界時的高興心情，竟完全讓位于迷惘了。我沒有申請勤工儉學的助學金。但從寧波來的王瑞柄君和從廣東來的英德惠君，一個給女生理發(fā)，一個給男生擦鞋。我當時總感到這些有點難堪，這是我的自卑心理造成的。一種不甘心落在別人之后和孤芳自賞的自尊心情開啟了我的不尋常的成年過程。我猛撲在每一門課程上，死死咬住不放。一個晚上就把人體上二百零一根骨頭的拉丁文名稱都背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