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會清楚表明，現(xiàn)在主動權掌握在戈爾巴喬夫手中，他在政治方面是強大的，足以使他公開要求對政治方針作重大改變并進行制度改革。然而在轉入進攻之后，他與更保守的勢力發(fā)生公開沖突的風險不斷增大……他的綱領和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從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緊密地聯(lián)結在一起［5］。

1987年6月舉行的下一次蘇共中央全會成為通過戈爾巴喬夫綱領的又一個步驟。關于這次全會情況美國中央情報局通報說，“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6月的中央全會上和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取得了重大政治勝利，使跨時代的綜合經濟改革綱領獲得贊同，并使領導層發(fā)生了變化，從而使他有可能更好地控制政治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指出，關于在1988年召開黨代表會議的決定“有可能使他進一步鞏固其在中央委員會內的陣地，他的擁護者正在那里同試圖限制改革的規(guī)模并拖延改革進程的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保守派進行斗爭”。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出：

全會通過關于經濟改革的一系列綜合措施的指示和最高蘇維埃批準關于國有企業(yè)的新法令，標志著戈爾巴喬夫探索“新的經濟體制”的分水嶺。首先他實行了有限的和零散的經濟改革，而蘇聯(lián)境內外的批評者均主張必須采取一攬子解決辦法。新綱領……的目的是大大減少中央對經濟活動的嚴格控制……

美國中央情報局把1987年6月的決策欣喜地稱之為“分水嶺”，但警告說，“盡管它們（戈爾巴喬夫的成就）令人肅然起敬，但并不能保證他長期在自己的崗位上進行試驗，同樣也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成功……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內依然還有保守勢力，而且原先是戈爾巴喬夫盟友的一些領導人認為，他的行動過于匆忙。龐大的國家官僚機器也不愿意發(fā)生變化”。［6］

1987年12月，在戈爾巴喬夫抵達華盛頓的前幾個星期，美國情報共同體發(fā)布了題為《協(xié)商一致的情報評估》的文件。該文件對蘇聯(lián)的政策進行了全面的評估，對今后數年的政治生活作了預測。該文件開頭的話引人注目：“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拿自己的前途作賭注，他作了勇敢的嘗試，試圖向蘇聯(lián)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加強莫斯科與西方競爭的陣地，更積極地在全球舞臺上擴大蘇聯(lián)的影響。他所主張的改革能夠潛移默化地使蘇聯(lián)政策和蘇聯(lián)制度發(fā)生自斯大林1920時代末采取動員措施后的整個時期內的最大變化。”接著報告對“戈爾巴喬夫理念”作了如下描述：

我們認為，戈爾巴喬夫相信他能夠使制度發(fā)生相當大的變化，而不是簡單地對制度進行修修補補，因為他給自己提出的是意義深遠的內政和外交任務。為了使社會活躍和經濟復蘇，他：

——在黨和國家機關中開展了重大行動，以便鞏固自己的權力，為實施自己意義深遠的政策準備基礎。

——試圖改革斯大林制度的基本架構。他打算建立“中間制度”，這種制度保留了列寧制度的實質特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對主要經濟領域的戰(zhàn)略控制），同時又引入了1920年代之后蘇聯(lián)所沒有的方法，例如對不同意見和不同意見的討論更加寬容的政治氣氛，鎮(zhèn)壓減少的蘇聯(lián)公民生存環(huán)境，市場力量在經濟中和在經濟競爭中（在一定程度上）的更大的空間。

盡管該文件得出結論，認為戈爾巴喬夫給自己提出的目標是對蘇聯(lián)社會進行根本改造，但同時又提出一種看法，指出戈爾巴喬夫在對外政策中保留了傳統(tǒng)的蘇聯(lián)任務：“首先提高蘇聯(lián)領土的安全程度，擴大蘇聯(lián)在世界范圍的影響，以及在整個地球推進共產主義和排擠資本主義。”報告還認為，戈爾巴喬夫力圖改變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和策略，以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他認為，對待意識形態(tài)的更加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與西方、共產主義集團、中國和第三世界關系中的更加靈活并準備妥協(xié)的外交政策，同時相應減少作為對外政策工具的武力恫嚇因素，這些將有助于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務?！保?］

該報告的作者對戈爾巴喬夫的目標作了這種定義之后，對戈爾巴喬夫能否完成提出的任務作了評估。按照他們的意見，現(xiàn)行制度的革新是最有可能的結果。接著報告指出，考慮到轉變道路上的種種障礙，“戈爾巴喬夫比整頓走得更遠并推行所謂的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并未被完全排除，實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據估計為三分之一。至于說其他的可能性，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與進行制度改革相比，回到更加極權主義的新斯大林主義制度的可能性更小，接著該報告指出：“我們認為，在光譜的對邊，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即意味著比制度改革更徹底地走向市場經濟和多元社會，這種可能性在各種情況下實際都等于零?！?

情報機關的報告在負責制定政策的官方人士形成看法時自然會被注意到，但這些報告并未被認為是絕對的和最終的。里根總統(tǒng)和舒爾茨國務卿越來越根據他們與蘇聯(lián)領導人，當然主要是與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個人接觸的體驗來作出判斷。隨著這些接觸的頻繁和積極，更加相信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確實屬于完全不同類型的蘇聯(lián)領導人，確實打算進行根本的改革，或許還打算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盡管在美國情報共同體看來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戈爾巴喬夫同意銷毀中程核導彈并準備采取措施開放蘇聯(lián)大眾傳媒以進行嚴肅的爭論，開放社會以使蘇聯(lián)公民與西方人進行更密切的接觸。盡管一些顧問告訴里根，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lián)只是為了使蘇聯(lián)在推行其傳統(tǒng)的外交政策時變得更強大更有效，但里根認為，即使新蘇聯(lián)更強大，也不會對美國或其鄰國構成威脅，而只會成為經濟發(fā)展和保衛(wèi)和平的伙伴。因此他希望看到戈爾巴喬夫打算利用改革使蘇聯(lián)民主化的征兆。

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征兆出現(xiàn)在1988年5月，當時蘇共中央向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提出了《提綱》。那時我已經當了一年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提綱》公布的那一天我在芬蘭赫爾辛基，在那里幫助里根總統(tǒng)為訪問莫斯科做準備。看完《提綱》我意識到，現(xiàn)在對戈爾巴喬夫對蘇聯(lián)制度進行根本改革的決心已用不著有任何懷疑了。我向里根總統(tǒng)介紹了《提綱》并指出，如果戈爾巴喬夫能夠實現(xiàn)其中包含的思想，“蘇聯(lián)將永遠無法回到過去”。里根對此表示贊同，幾天之后，當有人在莫斯科問他，他是否還繼續(xù)認為蘇聯(lián)是“邪惡帝國”，他回答說：“不?，F(xiàn)在已時過境遷。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倍斢腥藛査?，誰改變了形勢，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這一功績屬于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