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公眾意識上的極大反感的領導干部更替滯緩，被解釋成必須保持政治方針的繼承性和穩(wěn)定性，由此產生的執(zhí)政上層老齡化超出了一切合理界限，使最高權力機關變成了對國內和國際種種現實進程一無所知的“長老會議”。結果，相當多的居民對所選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fā)展道路是否正確、所實行的對內和對外政策是否符合宣布的原則、執(zhí)政階層是否有能力順利完成國家在新形勢下所面臨的任務產生嚴重懷疑，作為對既成情況同時也是對官方觀點的一種反應，在社會上開始形成對外國（首先是經濟發(fā)達國家）的理想化認識，認為這些國家沒有矛盾和問題，就像一片繁茂的綠洲，以它們?yōu)榘駱訉⒈ＷC會有幸福的未來。

這種情緒由于公民的社會地位、職業(yè)、教育程度和生活條件的不同而表現各異，對現狀反應特別強烈的是知識分子。

在50—80年代，蘇聯知識分子占人口總量的比例不僅與西方最發(fā)達的工業(yè)國的知識分子比例持平，而且在一些指標上超過后者，蘇聯的知識分子和政權之間本來就很不簡單的關系也因此獲得新的強有力的推動。一方面，知識分子對蘇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流動和職業(yè)自我實現機會給予積極的評價，而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自我肯定和創(chuàng)造積極性與管理機構日益低下的效率、專業(yè)知識缺乏、官僚主義以及被提升到蘇聯官方意識形態(tài)高度的反知識分子傾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令知識分子，或者至少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難以忍受的是，他們的社會地位被人為地降低，腦力勞動被鄙視為非生產性勞動，腦力勞動的報酬被有意降低，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受歧視等等。盡管蘇聯官方對需要其積極合作的某些知識分子群體給予優(yōu)厚的物質收買，但其總的指導方針仍具有相當明確的反知識分子傾向，雖然不像制度建立初期那樣明顯，知識分子被視為潛在的不穩(wěn)定的社會根源而受到嚴密監(jiān)視，這些情況不能不引起相應的反應。同時，變得更加復雜的知識分子內部結構不能不導致利益的分化，并因此導致知識分子在社會立場、繼而是政治立場上的分化。

對于一部分知識分子來說，起決定作用的價值是可以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相對穩(wěn)定地從事創(chuàng)造和職業(yè)活動，這種生活水平雖然不高、與勞動貢獻也不相符，卻可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必要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制度和具體政策上的明顯不足被視為某種次要的、附帶的和可以糾正的東西，對蘇聯政治制度及其架構和規(guī)范的批評沒有超出比較溫和的范圍，其實并不具有破壞性。然而，隨著蘇聯制度危機的加深及其內部矛盾的加深，另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起主導性影響。對于這一部分知識分子來說，蘇聯制度的消極性質已經具有決定作用，這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最為活躍，他們與政權體制、最終與蘇聯整個政治制度越來越疏遠。隨著非體力勞動的作用越來越大，其作為制度安寧和穩(wěn)定因素的意義越來越重要而權力機構對此越來越不重視，這種疏遠也日益加深。如果套用一句著名的經典表述，可以說，蘇聯政權在創(chuàng)造出新的知識分子、擴大其隊伍進而加強其在社會上的作用的同時，也造就出自己的“掘墓人”，這一點在曾經保證蘇聯制度發(fā)揮作用的主要連接機制松動以后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種情緒的表達者是起初很不定型、后來被稱為“60年代知識分子”的流派，還有邊緣狀態(tài)的“持不同政見者”群體，正是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在蘇聯改革的最初階段成為改革思想的積極表達者。

這些年來，蘇聯的行政工作者、經濟工作者和黨的工作者這類有影響的人員中發(fā)生了復雜的變化，由于國家對所有生活領域實行全面監(jiān)督，此類人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呈現出持續(xù)增長的趨勢，其結構有了重大改變，被稱為黨的經濟工作骨干的那部分人比重不斷增大，他們的力量越來越強，逐漸把純粹政治“演說家”排擠到第二位。

這一群體的代表的個人特征上也發(fā)生了改變。由“上級”委派領導一切活動的不十分在行的工作人員、專家的職位，開始越來越多地被具有高等學歷的“講究實效的務實的專業(yè)人士”——“技術人員”所占據，這些專業(yè)技術管理干部不太關心意識形態(tài)，但卻精通業(yè)務，他們看重有助于其社會升遷的權力，卻又不愿意受到黨的機關的瑣屑監(jiān)管，不滿意管理決策無謂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同時，這一群體中的那種牢牢抓住已掌握的職權并將其據為己有的欲望日益增強。因此，即將發(fā)生的改變主要被解釋為能夠提高和鞏固他們已獲得的社會地位、又不破壞業(yè)已形成的權力關系基礎的一系列措施。

此外，越來越多的人文知識分子代表補充進各類管理者行列，蘇聯政權需要他們來增光添彩，他們在為蘇聯政權服務的同時，也把知識界所形成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喜好帶入權力機構。他們中許多人追求的目標不同于在蘇共的經濟骨干隊伍所形成的目標，在這些目標中相當重要的是渴望清除蘇聯社會制度的弊端，恢復其價值基礎，大大提高管理決策的有效性，復蘇已呈休眠狀態(tài)的反饋機制，從而克服蘇聯政權與人民之間的疏遠。正是在這些人中形成了戈爾巴喬夫改革伊始所需要的第二支積極分子隊伍。

民族關系方面的矛盾也在加劇。蘇聯官方曾認為國內民族問題已基本上得到解決，但實際上這些問題和其他所有問題一樣隱藏在深處，以至于其爆炸性的危險不是更小，反而更大。

蘇聯民族問題的客觀基礎是由其民族結構的特點所造成的，這種民族結構的特點不僅在于民族的多樣性，還在于俄羅斯民族的顯著（在數量上，很大程度上也在文化上）優(yōu)勢。在蘇聯，尤其是在俄羅斯聯邦，社會生活的族際化是通過使在那里定居的許多民族接受俄羅斯語言、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俄羅斯精神氣質來實現的；反過來，由民族邊疆區(qū)特別迅猛發(fā)展的生產力所帶動的人口地區(qū)流動，則首先呈現為大量俄羅斯移民或講俄語的移民涌入原本緊密的民族共同體當中。正是在這些人中形成了新的工業(yè)勞動者的基本隊伍，首先是技術知識分子的骨干。

這種發(fā)展從長遠的角度看無疑是積極的，但它造成了使民族差異表現為社會差異的局面，有相當多的管理干部以及人文知識分子主要來自當地居民，而在生產部門就業(yè)的工業(yè)中心的居民基本上是俄羅斯人或講俄語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各社會群體之間利益上的任何差別都必然帶有民族色彩，而對生活方式驟變的本能反抗（很大程度上受世界進程影響）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具有抵制強制推行俄羅斯語言和文化以及目標明確的俄羅斯化的形式。

這方面還有許多主觀因素。蘇聯從建立初起推行的雙重民族政策起了消極的作用。一方面，蘇聯宣布并且部分實行了按地理區(qū)域確定民族共同體獨特性的方針，這表現為劃分所謂的冠名民族，成立各種自治共同體并賦予其許多準國家的配置，大力培訓民族文化和管理干部，這種“民族—地區(qū)”構成體的存在促使“冠名民族”形成了渴望自我認同的民族感。而另一方面，這種政策的內涵由于在政治和經濟決策上的中央高度一元集權制、對民族地區(qū)特殊利益的忽視以及特意實行的旨在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而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