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龐大的共產黨分裂為兩個反對黨，正如戈爾巴喬夫的戰(zhàn)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早在1985年就私下建議（他至今仍對此深信不移）的那樣，本應是在蘇聯建立多黨制（而且比21世紀初在后蘇聯的俄羅斯實行的多黨制更加牢固）的最可靠和最快速的辦法，如果實現意味著在戈爾巴喬夫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所確定的那些原則問題上可以投各種票的“文明分手”，雙方就會在分道揚鑣后仍保留有相當多的成員、地方組織、出版機關以及蘇共的其他“共同財產”，而且兩個黨馬上就會成為蘇聯最大的和無可比擬的全國政黨，其影響力也會大大超過一群在后來數年里把俄羅斯的政治景色搞得烏煙瘴氣、大多未必離開過其賴以成立的莫斯科門戶的“矮子‘黨’”（戈爾巴喬夫當時根據一項內部調查資料相信，至少會有500—700萬蘇共黨員跟隨他參加新的黨）。

毫無疑問，原蘇共中的兩派會成為兩個有威望的組織，能夠在后來的地方、地區(qū)乃至全國的選舉中得到相當多選民的支持，而且在大多數蘇聯公民都認為共產黨對過去和現在的種種不幸負有罪責的情況下，分離后的兩個部分可以通過相互推卸責任和相互指責來免除部分罪責，實際上當時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同時雙方可以繼承蘇共的選舉優(yōu)勢，例如：組織經驗，訓練有素的干部，利用大眾傳媒的經驗，財政資源，甚至還有選民的信任。根據1990年進行的一些調查的資料來看，盡管當時有56%的蘇聯公民不相信蘇共，而不相信其他政黨的人則達到81%，34%的人仍認為共產黨比其他所有的政黨都好，考慮到社會上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當時從蘇共派生出的兩個黨完全有機會擴大自己的選民數量。

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的選舉基礎，可以使要求政治自由，同時又喜歡保留蘇聯制度下公民已享有的各種社會保障以及舊制度其他成分的混合式或可調節(jié)市場經濟的千百萬蘇聯公民聯合起來，其中主要包括職業(yè)階層和其他中產階層、熟練工人、具有親西方取向的知識分子，總之是一切仍然為社會主義者，但同時又不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選舉結果來看，共產黨人—民主派和原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組成的潛在核心，完全能夠組織選舉運動并贏得選舉。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回過頭來分析一下的話，會有利于搞清可能的和現實的前景。戈爾巴喬夫沒能造就出或從蘇共中分離出能夠成為總統(tǒng)黨的那部分政治力量，這也是他的一個極大的政治錯誤，如果戈爾巴喬夫能夠在1990年7月的已經分裂的（實際上是多黨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利用有利時機做到這一點，他就不會在1990年年底至1991年年初國家遭遇危機、他的聲望急劇下降時陷入政治上孤立的境地。

與西方的看法相反，當時戈爾巴喬夫的反對者、正統(tǒng)的共產黨人也擁有相當大的選舉潛力，他們堅持“健康的保守主義”觀念，完全可能得到數百萬官員、工廠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具有反西方取向的知識分子以及抱怨和不滿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經濟改革的拘泥傳統(tǒng)者的支持，隨著改革對社會保障和其他基礎的“銷蝕”，自1985年以來不斷增長的不滿者的數量必然會持續(xù)增長，而且蘇共保守派還有一張王牌，就是自斯大林時期以來保守的共產主義所特有的國家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逐漸成為越來越強大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在俄羅斯。

也不應認為共產黨內的反改革派不能適應民主政治。經歷了幾十位“機關的”候選人在1989年3月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的失敗所引發(fā)的休克和氣憤之后，蘇共保守派開始組建自己的選民大軍，到1990年，他們在俄羅斯聯邦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享有充分選舉權的議會黨，無論蘇共保守派人暗藏什么樣的野心，總的來說，他們的所作所為還是符合憲法的，甚至在葉利欽取得共和國行政權首腦選舉的勝利、蘇共在蘇聯歷史上首次成為反對黨后也是如此。

對于隨著聯盟的解散而散伙的蘇共戈爾巴喬夫派的選舉潛力只能加以猜測，而它的保守派政敵卻很快就展示出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俄羅斯觀察家所說，他們作為反對派“重新振作起來”，他們在1993年成立了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該黨很快便成為在后蘇聯的俄羅斯最大的、最受選民歡迎的政黨，到1996年，該黨掌握了俄羅斯許多市和州的政權，在議會中擁有比其他任何政黨多得多的代表，在總統(tǒng)選舉期間收集了40%的反對葉利欽的正式選票（某些分析家認為甚至更多），從而使葉利欽未能組成群眾性政黨。2003年以前，該黨在一次又一次選舉中的得票率不斷上升。這一切說明，如果根據選舉能力來評判原蘇聯共產黨可否改革，那么它的兩派都是可改革的。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蘇聯制度的另外兩個組成部分：國有經濟和聯盟。即使認真地研究專業(yè)書籍，也不可能從中找出一個表明蘇聯經濟不可改革的實實在在的證據。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近乎一致的肯定看法：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徹底失敗了”，但即便如此，這也是他的領導和改革政策方面的問題，而不是蘇聯經濟制度本身的問題，許多西方專家不僅認可蘇聯經濟是可以改革的，而且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不可改革論是決定用“休克療法”給舊制度迎頭一擊的俄羅斯政治家們（和他們的西方保護人）后來的又一個臆造。

我們應當再來看看“改革”這一概念。如果所謂“改革”在這里意味著轉向完全的私有化和百分之百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么蘇聯經濟制度當然是不可改革的，它只能被徹底取代，某些自封的西方顧問在1991年就堅持必須這樣做，而且后來也不肯原諒戈爾巴喬夫，因為他沒有聽他們的話，然而在蘇聯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中，包括在激進改革派中，當時很少有人支持這一主張，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非常贊同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并一再堅定（1990年以前）重申的“改革”目標：擁有“可調節(jié)的”、同時又“豐富多彩的現代市場”的“混合經濟”，它能為公民提供“經濟自由”和為各種形式的所有制提供“平等權利”，但仍可被稱為社會主義經濟。

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混合經濟的主張在西方受到許多人的譏諷，葉利欽當時炮制出的一種觀點——蘇聯領袖想把不可合并的東西合并在一起，或者如一位西方歷史學家所說，他想“讓兔子和驢雜交”——得到了普遍贊同。但這也是不正確的，所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混合型的和可調節(jié)的，都包含著私人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市場調節(jié)方法和非市場調節(jié)方法，它們的對比關系會時常發(fā)生變化，任何一種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其實從來都不存在其思想家所鼓吹的完全的“自由市場”。此外，俄國除1929年新經濟政策結束后的那段時期外（無論是沙皇俄國還是蘇維埃俄國），歷來是大規(guī)模的國營經濟成分和私營經濟成分結合在一起的。

從政治和經濟觀點來看，將“資本主義”成分植入改革后的蘇聯制度是一件比把“社會主義”成分帶入——比如說——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更加困難的事情，但是，使市場成分——私營公司、銀行、服務企業(yè)、商店和農場（與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一起）——無法對蘇聯經濟加以補充并獲得發(fā)展和競爭能力的決定性原因并不存在。在東歐的共產黨國家和中國，在政治限制多得多的情況下發(fā)生過某種類似的情況。當時需要的只是堅定地遵循戈爾巴喬夫的原則——循序漸進并且決不將生活方式，哪怕是改革后的生活方式強加給人們。這一點之所以沒有在蘇聯和后蘇聯的俄羅斯實現，首先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經濟原因，——就像1990—1991年國家遭遇的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原因一樣。

我們也必須討論一下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是否真的“徹底失敗了”的問題，因為果真如此的話，那就意味著蘇聯經濟沒有對他的倡議作出反應，如同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一樣，這一論點也是回頭看的結果，甚至在1990年，盡管當時戈爾巴喬夫的政策顯然已經產生一系列嚴重情況——預算赤字增加，通貨膨脹加劇，消費品日益短缺，生產不斷下降，但某些西方經濟學家仍然認為他的發(fā)展方向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