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張國燾反戈一擊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處理中大問題上其內部意見并非完全一致，張國燾甩手而去，加之其他意見分歧，等等情況傳到國內。192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特別會議。向忠發(fā)、李立三、項英、關向應、周恩來、羅登賢、徐錫根等與會，討論了中央與遠東局的意見分歧，牽涉到開除陳獨秀黨籍、中大風潮、中共代表團等問題。會議決定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解決所有有關問題。

會上在討論中共代表團問題時，關向應認為，在解決中大學生問題上，瞿秋白和張國燾“各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結果暴露出在我們代表團內部存在兩條不同的路線，影響了所有學生并造成不好的印象”。項英認為，“為防止代表團達不成一致意見”，必須賦予派去的人具有解決問題和履行改組中共代表團職責的全權。最后，會議主席向忠發(fā)總結時認為：

我同意大家提出的方法，在過去的一年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而代表團無疑有兩條工作路線，這是非常危險的。要采取一種方法，使我們派去的代表作出報告并要求代表團作出答復。凡有調和主義傾向的人都應剝奪其全權，而有機會主義路線及從事反對派和取消派活動的人，應給以嚴厲譴責。因此代表團要進行改組?！ぁぁぁぁぁむ囍邢摹ⅫS平和滿（不知何人——引者注）要回來，瞿秋白留在那里，派去的代表（指周恩來——引者注）一定要回來。

當瞿秋白從醫(yī)院返回工作崗位后，因中大引起的對他不利的局面已經形成。這使瞿秋白感到非常痛苦和憤怒。為此，1930年3月19日，他寫信給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東方書記處，請求對米夫等人加給他和中共代表團的指控進行調查。他寫道：

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支部清黨過程中，根據(jù)瓦日諾夫同志（郭妙根——引者注）的交代和與之相聯(lián)系，許多同志對我們提出了十分嚴厲的指責。（3月18日）當我們在清黨會議上講話時，這些同志紛紛插話，繼續(xù)提出這些指責，而且這些指責已在支部局的機關刊物——墻報上登出。昨天這些指責再次被準確表述如下：

1．代表團成員（斯特拉霍夫、鄧中夏、余飛、陸定一、張彪——所有人的名字都被提到了）有自己的行動綱領，即不同于共產國際的路線和反對這一路線的路線。

2．代表團成員在學生當中成立右派組織（阿拉金、韋利霍夫、瓦日諾夫等）。

3．這個組織同托派組織舉行過會議，同后者進行了談判，這一右派組織過去和現(xiàn)在都在進行反對共產國際和聯(lián)共（布）的斗爭。

有鑒于此，謹請你們查明這些指責。

阿拉金即李劍如，韋利霍夫即余篤三，瓦日諾夫即郭妙根。

盡管遭受誣陷，但瞿秋白并沒有因此而忽視工作，即使涉及到中大的事務，也并不回避或聽之任之（圖83）。這從1930年4月2日，他與陸定一、劉明佛寫信給希塔羅夫和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一事可以看出。信是這樣寫的：

獲悉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已作出決定，在派往國際共青團學校學習的8名中國學生當中，只有兩名同志來自中國，另6人將從中國大學（指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注）學生中挑選，我們認為，如有可能，這一決定應予重新審議。

我們建議，所有派往國際共青團學校學習的學生都從中國挑選（出于經費及其他考慮，學生人數(shù)可以減少或更改），理由如下：

1．大學里的情況表明，只有很少數(shù)的共青團是優(yōu)秀的。在中國共青團干部問題很尖銳的時候，必須盡快派這很少數(shù)人回國。大學里表現(xiàn)不好，有派性的人不應派往國際共青團學校。

2．當大學學生長時期呆在莫斯科學習時，中國有為數(shù)眾多的新干部需要學習；這些新干部都是工人，長期在白色恐怖猖獗的條件下進行斗爭，作為中國共青團未來的干部更適合和更需要接受理論上的培訓。

3．考慮到共青團有年齡限制，大學的共青團在這里呆了至少已有一年，很快就要成為黨員并退出共青團。要是他們再在國際共青團學校呆一年，情況更是如此。因此，我們挑選新的還能在共青團中工作很久的年輕人來這里學習不是更好嗎？

從共青團干部流動的角度看，這樣做是很有好處的。

就在瞿秋白、鄧中夏、陸定一等人于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堅持原則，堅持工作，并繼續(xù)與米夫等人的不正派活動進行斗爭時，張國燾卻看風使舵，不僅不是如他自己所言對中大斗爭“不再過問”，而是反戈一擊，倒向米夫、王明一派。這為他出來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tǒng)治下，能夠成為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首腦人物賺取了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