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中，語言學和歷史學的地位是平等的。傅斯年之所以將二者置于同一個研究所里，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他認為歷史學和語言學都是在中國有著悠久歷史、良好研究傳統(tǒng)而當今又比較落后的學科，均可以用科學的治學方法加以改造、扶植和培養(yǎng)。其二，他認為語言學和歷史學關系至為密切。早在學生時代，他就強調說，語言文字之學是讀一切書——當然也包括歷史書——的門徑。后來他在歐洲用力研讀比較語言學，也有借此以治歷史學的想法。他生平最自負的著作《性命古訓辨證》，便使用了由語言學入手，進而討論思想史諸問題的方法。雖然語言組的工作不像殷墟考古發(fā)掘那樣舉世矚目，但也取得了一些開創(chuàng)性的成就。傅斯年毅然擺脫中國傳統(tǒng)的語言文字學研究方法的束縛，拋棄章太炎的權威，聘請具有現(xiàn)代科學知識的語言、語音學專家，用科學的工具、實驗的方法，研究中國的語言學。

在史語所遷臺以前的20年里，語言組的學者們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廣泛的語言和方言的調查。其中比較重要的，在漢語方面，有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福建、廣東等省的全省性漢語方言調查。在少數(shù)民族和其他語言方面，有廣西、貴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僮侗語、苗瑤語、藏緬語的調查。主持這些調查的趙元任、李方桂，參加調查的丁聲樹、董同和、吳宗濟、張琨、楊時逢等，都是很有成就的語言學家。他們所調查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漢語方言，和龍州土語、武鳴土語、莫話、水語、么些話、西藏口語等非漢語的材料，都已有專書出版。語言組還在南京的北極閣建立了語言實驗室，用科學實驗的方法對各地語言進行分析。中國語言學的崛起，也曾使外國的語言學家咋舌，這成績自然應歸功于研究所的語言學家，但傅斯年的領導、規(guī)劃之功不可抹殺。

史語所的人類學組雖然成立較晚，但取得的成績也很突出。史語所人類學組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曾先后在我國東北、西南邊疆地區(qū)對各少數(shù)民族的原始文化進行過調查和研究。史語所人類學組建立后，因東北淪陷，于是將調查的重點轉向了西南地區(qū)，于1934年舉行了云南民族調查，1935至l936年，利用參加中英會勘中、緬南段邊界的機會，又對該地區(qū)各少數(shù)民族進行了調查。抗日戰(zhàn)爭期間，史語所遷播于大西南，其人類學組之調查亦遍于西南地區(qū)，先后進行過貴州、四川、西康的少數(shù)民族調查，昆明北門外之人骨發(fā)掘。為了及時公布調查結果，該組在體質人類學方面出版了人類學集刊二卷，山東人類體質研究、亞洲人種初步分類、華北平原中國人之體質測量等研究報告。在文化人類學方面，則有廣西凌云徭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的調查報告，臺灣番族原始文化、浙江景寧敕木山畬民調查記等多種著作出版。同時對安陽出土的殷周時期人體骨骼進行了研究。所有這些調查和研究，在中國民族學和人類學史上，無不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

傅斯年創(chuàng)辦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及其研究工作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積累了豐富的學術資料。遵照傅斯年提出的“擴張研究的材料”的宗旨，史語所的學者們努力搜求整理新材料，地下埋藏的甲骨、金石、陶瓷、竹木的文字刻辭及實物，地上遺存的古公廨、古廟宇、其他古建筑、雕塑繪畫，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民物、制度、風俗、觀念、信仰，各地的方言、方音，群經舊籍、檔案、方志、筆記、小說、戲曲、詩文、宗教典籍等等，統(tǒng)統(tǒng)被當作研究資料予以搜集整理，為歷史學、語言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積累了豐富的研究資料。

第二，開拓了廣泛的學術領域。史語所的學者們致力于使用新工具、新方法研究新材料，破除了千百年來由文獻到文獻的傳統(tǒng)學術研究方式，開辟了歷史學、史料學、文獻學、考古學、甲骨學、簡牘學、古器物學、古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語音學等新的學科和研究領域，促進了中國學術事業(yè)的繁榮和發(fā)展。

第三，培養(yǎng)了優(yōu)秀的學術人才。傅斯年聘請陳寅恪、李濟、趙元任、李方桂、董作賓、徐仲舒等著名學者領導、參加各組的研究，為他們創(chuàng)造良好的工作條件，同時注意培養(yǎng)年輕學者，夏鼐、張政烺、胡厚宣、梁思永、郭寶鈞、石璋如、陳樂素、陳述、勞干、嚴耕望、全漢升、凌純聲、丁聲樹、陳槃、傅樂煥、楊志玖、何茲全、馬學良等，年輕時都曾在史語所工作過。他們成為蜚聲中外的學問家，與史語所的培養(yǎng)不無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對中華民族學術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