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建立
(一)創(chuàng)辦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1926年秋,傅斯年離開德國,返回闊別已久的家鄉(xiāng)。10月30日抵達香港,繼而北上,回聊城省親。12月,攜胞弟斯巖赴廣州,應聘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主任。
1924年孫中山于廣州創(chuàng)辦廣東大學,由鄒魯任校長。當時廣東大學與黃埔軍校并稱文、武兩校:前者旨在培養(yǎng)文職官員,而后者旨在培養(yǎng)軍職人員。1925年孫中山病逝于北京,鄒魯因參與“西山會議派”活動被免職,廣東大學一時陷入混亂狀態(tài),教職員、學生中出現(xiàn)許多派系,其中有政治上右傾的西山會議派、“士的”(英文stick的音譯,意思是用棍子打共產(chǎn)黨)黨,有屬于中間勢力的中社,也有左派的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國民黨青年團。各派政治勢力之間斗爭激烈,不相水火?!爸猩脚炇录敝?,國民黨右派在中山大學逐漸得勢。
1926年7月,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戴季陶出任校長。戴季陶看到校內(nèi)一片混亂,乃建議國民黨予以整頓。一方面延聘知名學者來校任教,先后聘得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朱家驊為地質(zhì)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魯迅任文科教授兼教務主任。另一方面對學校領導機構進行組織上的改造,改校長制為委員長制,戴季陶任委員長,顧孟余為副委員長,朱家驊、丁惟汾、徐謙為委員。
10月17日,委員會宣布就職,接著對學校各項事務進行整頓:裁減解聘不合格的教員,原來的400多名教員只留下了70多人;甄別淘汰程度太差的學生,2000多學生中有400人被逐出學校的大門。同時繼續(xù)延攬各方面的人才來校任教。當時文學院教學力量薄弱,亟須聘請一位在文學、史學方面有新見、有造詣的學者主持教學工作,朱家驊極力推薦傅斯年。
朱家驊曾于1914年赴德國留學,l9年回國。在一次閑談中,沈尹默對他說,“傅孟真這個人才氣非凡!”朱家驊雖未曾與傅斯年謀面,但卻把他的名字深深地記在了腦子里。1918年至1924年,朱家驊再度赴德國留學,對傅斯年的情況有了進一步了解。當中山大學打算聘請文科學長(文學院長)的時候,朱家驊馬上想到了傅斯年。朱家驊極力舉薦,校務委員長戴季陶、校務委員顧孟余亦表示同意。于是傅斯年應聘擔任了中山大學教授兼任文科學長及國文、歷史兩系主任。
傅斯年來到中山大學時,學生期末考試剛剛結束。根據(jù)學校的安排,成績及格的學生按程度區(qū)分等級,補習國文、數(shù)學、外語三科。傅斯年精通國文、外語,雖未專攻數(shù)學,但也不是門外漢。所以進校伊始,便忙于課程的安排和指導。次年3月1日新學期開始,他便登臺講課。在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他開設了《古代文學史》、《尚書》、《陶淵明詩》、《心理學》等四、五門課程。傅斯年博聞強記,許多古籍的原文和訓釋都諳熟于胸中。據(jù)聽過他講課的學生回憶說:
孟真師博學多才,開的課很多,而且不限中文系的。我記得有《中國文學史》、《尚書》等五門課. .《尚書》除《盤庚》、《康誥》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誦。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寫,并沒有《尚書》在手里. .孟真師上堂不帶書,只帶幾支粉筆,登臺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絕的講,講的很快,無法筆記。他隨著興之所至寫黑板,常常不管下課鐘聲的。[1]
他開《古代文學史》課,沒有現(xiàn)成的講義,于是便動手編寫。他自己刻鋼板,在蠟紙上起草,稍加修改,即付油印。所以學生拿到的講義,常有增刪涂改的地方。他在《詩經(jīng)講義稿》的序言中談及當時編寫講義的情況說:
日中無暇,每晚十一時動筆寫之。一日之勞,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須抽思,故文辭不遑修飾,思想偶涉枝節(jié)。講義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談話,理無取乎斫飾,則文言白話參差不齊之語,疏說校訂交錯無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頗有新義,深愧語焉不詳。此實初稿,將隨時刪定。一年之后,此時面目,最好無一存也。[2]
其日常工作之繁忙,教學活動之緊張,只此可見一斑。
[1] 鐘功勛:《戴季陶與中山大學》,載《戴季陶傳記資料》。
[2] 《詩經(jīng)講義稿》,《傅斯年全集》第一冊,(臺)聯(lián)經(jīng)事業(yè)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