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和英國人也許可以告訴德國人，是哪些內(nèi)容使“文明”這一概念成了民族自我意識的總和。然而，不管這一概念在他們看來是多么理性，多么合理，它也是經(jīng)過一系列特殊的歷史積淀而形成的，它也是被一種感情的、傳統(tǒng)的氛圍所環(huán)繞的……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上卷，6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1999。

英法的“文明論”，為其各自的人類學風格作了鋪墊，而德國的“文化”概念，也為德—美人類學風格奠定了基礎。觀念差異的典型表現(xiàn)于德國與法國的差異中。德國人在近代化過程中用來想象歷史的工具，是 “文化”、“大眾”、“民族精神”這些字眼，它們背后的觀念是：任何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觀念體系都是一體的、共享的、沒有內(nèi)在（階級）差異的，也即是說“文化”是共享的，你不可能說我的文化可以比別人高。而法國人則相反，他們認為對一個社會來說，關鍵的是“文明”，“文明”不是共享的，它可以得到，可以增添，可以比別人多。這個區(qū)別有政治文化背景。近代化的德國人與法國人各有自相矛盾之處，德國人采取君主立憲制，但很向往集體生活，法國人最早提出平等和革命的思想，但對君主制度卻保持景仰之心?？稍谡紊喜扇〉燃壷髁x制度的德國，在觀念上卻強調(diào)民眾的文化平等；在政治上出現(xiàn)平等主義行動的法國，在觀念上卻反而強調(diào)等級。自相矛盾不要緊，更要害的是，德國的文化觀里包含著“原始”、“野蠻”色彩，使近代德國具有比較強的侵略性。相比而言，將自己納入文明觀的控制下的法國人，更有能力壓抑本我，使自身成為文雅的民族。按照我的理解，埃利亞斯的意思是說，重視文化共享的德國人，對于文明的壓抑感受得比較少，因而堅信歷史的“自我解放”，而重視文明的法國人，更易于在文明的壓抑下追求“解放歷史”。在法國社會思想中，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對不平等展開的歷史反思，是“解放歷史”的典型表現(xiàn)，而后來法國社會學派的“整體論”，與德國文化的一個方面——即它的“無區(qū)分的文化”概念差別不大。

埃利亞斯并非人類學家，他并不關心西歐三國觀念差異導致的人類學思想差異。然而，他揭示的歷史，作為背景，襯托出了西方人類學的歷史特征。

三、民族學、社會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

我們可以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當作“古典”與“現(xiàn)代”人類學的分水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西歐人類學的相互影響比相互之間的差異重要，而后來大戰(zhàn)的發(fā)起國——德國的民族學，在人類學中有著尊貴地位。19世紀后期的人類學家多數(shù)主張人類學應以實證的方法探究人的精神史，這個主張源于德國民族學家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 1826～1905）的論著，到19世紀末，得到了英國、法國、美國學者的共同擁護，與其時業(yè)已形成的社會進化論合流。巴斯蒂安是一位德國巨商的兒子，學過法學、生物學、病理學，后來成為醫(yī)生。然而，巴斯蒂安關于民族學的知識主要來自旅行。1851年，巴斯蒂安在一艘船上充任外科醫(yī)生，就此開始了歷時8年的漫游，隨船到過澳大利亞、太平洋諸島、秘魯、墨西哥、西印度尼西亞。1861年，他又出發(fā)漫游到東南亞大陸與島嶼地區(qū)，及日本、中國、中亞，1865年才由高加索回國。巴斯蒂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根據(jù)旅行見聞與相關閱讀，寫出了大量游記及學術論著，并于1860年出版對于后來各國人類學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中的人類》一書（全書三卷）。1865年回國后，巴斯蒂安致力于民族學博物館及人類學學科的建設，1866年私人刊行《民族學雜志》，又倡議建立德國人類學學會。此后，巴斯蒂安又多次出行，于1905年在西班牙逝世。他已9次出行，每次都有豐厚的收獲，根據(jù)這些收獲，他寫出了迄今從質(zhì)和量上都難以超越的著作。巴斯蒂安可謂是后來埃利亞斯所定義的“德國文化論”在人類學中的最主要闡釋者。在其所著《歷史中的人類》等書中，他提出了“基本概念”（elementargedanken）與“民族觀念”（v?lkerdedanken）兩個名詞，指出在淺化的“民族觀念”之下，存在明顯的人類一致性。巴斯蒂安深信，人類心性是一致的，其民族之間的相互差異是后天的文化使然，而文化則又是在特定物質(zhì)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所謂“基本概念”，是指生活于不同地區(qū)的人類在其哲學、語言、宗教、法律、藝術中包裹著的人類共通的若干觀念。這種觀念采取特殊形式，與環(huán)境形成關系，往往又表現(xiàn)為“民族觀念”。要理解“基本概念”與“民族觀念”之間的聯(lián)系，巴斯蒂安建議用“地理區(qū)域”（geographische provinzen）的研究法，探索“基本概念”如何在本地地理因子和對外接觸的雙重過程中衍化為“民族觀念”的過程。關于巴斯蒂安的人生與學術的簡介，見戴裔煊：《西方民族學史》，88～94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巴斯蒂安博覽群書，周游列國，對于人的文化的基本特質(zhì)與民族差異形成了對后世有巨大影響的看法，可謂是個大學者。他在論述自己的觀點時采取的資料多數(shù)來自世界各地的異邦，但其要論證的觀點，是埃利亞斯筆下有別于英法“文明”概念的“文化”概念。作為一個德國人，他解釋著所謂的“文化”，說的事兒，多與德國自身無關，似乎都是有關一個民族區(qū)分于另一個民族的客觀過程，但所表述的特殊民族傳統(tǒng)和經(jīng)驗，包含著某種微妙的德國色彩。這個色彩就是重視民族之間的差異，而忽視民族內(nèi)部的差異。

在19世紀的歐洲人類學中，巴斯蒂安的思想影響到了英國人類學。然而，由于英國人類學家更注重“文明”概念，因而，他對人類的一致與差異的文化地理學解釋被納入了文明的進步論的體系中，成為進化論人類學的一個腳注。英國人類學家與德國人類學家一樣，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為志趣，對于文化的“異類”，也充滿著好奇心。然而，他們同時也接受了19世紀前期滋生的國內(nèi)階級間文化差異的思想，對于“文明”潛在的傳播新貴文化的作用深信不疑。對他們而言，將國內(nèi)階級間（而非民族間）文化差異的因子，推行于所見之“異類”，才是人類學的使命。野蠻與文明之間的區(qū)分，在19世紀英國人類學及受英國人類學影響至深的美國進化論人類學中是關鍵的。巴斯蒂安的“基本概念”所隱含的對于人類心性一致性的看法，在英美人類學中也有它的“市場”。不過，它的“民族觀念”所預示的文化差異理論，則被歷史階段論所替代。此后，區(qū)分文明化程度的高低，成為英美人類學的主要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