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提到的是，“干女兒”與“干爹”的情感關系，被很多讀者罵為“亂倫”。其實，這是當下現(xiàn)實中一種客觀存在的特殊現(xiàn)象，而且這種“干父女”關系已經(jīng)不同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干父女”關系。筆者在寫作中也著重描寫了當事人的矛盾心理以及這種關系的不堪和尷尬，意圖是明顯的。這種關系其實與亂倫無關，持這種看法的讀者不妨再仔細讀讀有關章節(jié)。

問：《狼虎之年》很貼近生活，是不是有生活原型？

答：小說最大的寫作手法和特征就是虛構。但虛構不是憑空胡編亂造，而是源于生活，恰如魯迅先生說的“雜取種種，合為一個”、“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但這并不意味著胡亂雜取，相反，所取的都是確有價值與特色的東西。

野狐比較笨，不善于編故事，因此虛構半天還是逃不掉原型。大家只要對照參考閱讀所述的真實案例和小說就知道了，小說里妓女被殺就是源于這個真實案例的，甚至連很多細節(jié)都相似。同樣，其他人物和故事也存在生活原型，不用我說明，聰明的讀者只要用心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小說里的人物在你身邊比比皆是。有時候，野狐慨嘆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大書，根本無需添油加醋、筆墨修飾，就足以讓人目瞪口呆。

問：那你是如何做到把故事寫得跟親歷過似的？

答：事實上野狐沒做到，或做得很不夠。

一個小說作者把虛構的故事寫得真實感人如同親歷，這是一種基本的創(chuàng)作能力。如何把故事情節(jié)寫得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本身的邏輯，要靠作者在其已有的生活體驗積累的基礎上，充分發(fā)揮其想象力來完成。將想象形諸文字，用語言來表現(xiàn)故事和場景，使他們活靈活現(xiàn)富于質(zhì)感，的確不容易做到，所以野狐時常陷入一種窘境：筆力不濟，半天擠不出一個字來。

有人在看過小說《紅高粱》后問作者莫言：你把日本人剝中國人人皮的情景寫得那么真實震撼，血淋淋的質(zhì)感觸手可及，是不是有過真實的體驗？莫言答：我宰過一只兔子。

就是這么回事。

問：我注意到也有讀者留言罵你，其中一個罵得很有意思：看男人女人在狼虎之年怎么樣如狼似虎，盡在《狼虎之年》，讀《狼虎之年》一節(jié)，相當于一粒偉哥的功用。

答：呵呵，這位讀者沒讀這本書，或者只看了個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