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人言不足恤

（客）--反對王安石的，如司馬光、程頤、韓琦、富弼……都是行篤敬、言忠信的君子，而其所進的言，又都是不自利的輔世養(yǎng)民之言，彼此的政見或不同，但這一類的人言，豈能說是不足恤嗎？而且當(dāng)時的士大夫，何以百口交謫，都反對王氏的新政呢？

（主）--歷史上，儒家常是在野的，自命清議，歡喜作不負責(zé)任的批評，無怪王安石說是人言不足恤的。若是王安石做一個因襲舊制的太平宰相，過了三五年，還是一無成就，弄得物議沸騰，那就非理會那些人言不可。現(xiàn)在王安石所做的，是一場大規(guī)模的改革，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nèi)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nóng)，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那就在實行之初，無論天下怎樣洶洶，群言怎樣囂囂，只能認為不足恤，依著原訂計劃做去，且做個三五年再說。蚩蚩者氓，總是難與謀始，可與觀成的，子產(chǎn)初相鄭國，國人欲得子產(chǎn)而殺之，過了三年，國人又只怕子產(chǎn)身后沒人繼承他的相業(yè)了。北宋那些士君子，批評王安石的新政，既嫌過早，后來又意氣用事，一筆抹煞新政的好處，自然更不成話了！

（客）--假如我們推行新政，對于社會上的“人言”“物議”，該取怎樣態(tài)度呢？王安石和司馬光那一群之間，難道沒有一條通力合作的大路嗎？

（主）--我說過了，“因”與“革”不同，要談改革，那就管不得一時的人言物議了。何以呢？一場改革，就要改變千千萬萬人的生活，這就要引起千千萬萬的反對誹議。如清末廢八股一事，我們看來，真是再好再切要也沒有了?？墒强涤袨樽兎◤U八股，就有數(shù)百翰林，數(shù)千進士，數(shù)萬舉人，數(shù)十萬秀才反對他，自然人言囂囂物議紛紛了，難道說有了這些反議論就不必談廢八股了嗎？現(xiàn)在談土地改革，地主一定反對，談統(tǒng)制經(jīng)濟，商人及資本家一定反對，談民權(quán)，紳士一定反對，沒有不恤人言的決心，什么改革都行不通了。至于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通力合作的大路，我以為當(dāng)由司馬光這一方面來打開的。程明道晚年曾說，新政所以害民，半由于士君子這邊不能幫著做的原故。朱熹說得好：“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shù)如何。”王安石行新政，當(dāng)無不能“無全利而無害底”。士君子這一邊，不要鬧意氣，大家?guī)椭?，就是害多的，也能做成利多的了！司馬光他們怪王安石“于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斗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其實士君子們故意拆臺，袖手觀成敗，又叫他如何能不另找新進之士呢？我有一門偏見，凡是有利于社會國家的改革，社會人士都該幫著去做；即自己所反對的，也應(yīng)該幫著去做；“舊的”必須讓路給“新的”，而且必須替“新的”去開路！

四、論用人及為政

（客）--無論怎么說，王安石的新政，總是行得不十分好。推行新法，“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農(nóng)商喪業(yè)，謗議沸騰，怨嗟盈路?！彼抉R光所說的也是確實的。語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庇萌藚s是要緊的。

（主）--前人所謂“用人”（任賢使能）問題，便是現(xiàn)在所謂“訓(xùn)練干部”問題。王安石所要行的新政，無一不是切中時務(wù)，應(yīng)當(dāng)去施行的。但要問得訓(xùn)練多少干部才可以順利推行？那就得說一個很大的數(shù)目，說十萬或二十萬人，都不算多了。王氏對于推行新政，只有一個很好的理想，至于推行的進度，并沒詳細研究規(guī)定過。在施行以前，又沒著手訓(xùn)練人才，所以推行起來，弄得一團糟，那是必然的。如青苗法，當(dāng)他在鄞縣執(zhí)政時，成效很不錯，推之于全國，反而病民害眾，也就因沒有健全的干部之故。

（客）--你看，怎樣訓(xùn)練，才能得到健全的干部？王氏新政，都和財政有直接關(guān)系，怎樣管理，才能使干部免于腐化？

（主）--我們還是尚論古人吧。古人也有以善于陶镕干部而完成其偉大事業(yè)的，前面說過的唐劉宴，即是成功之一例。劉宴任租庸使時，他選用了數(shù)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dāng)時之選。他的鑒別甚精審，任用很審慎，非有才能的不用，權(quán)貴推薦的，每月養(yǎng)以厚薪而不使任職。他把部屬，分為士吏兩種，他說：“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吏無樂進，則利重于名?！保ㄓ矛F(xiàn)代語說來，士相當(dāng)于政務(wù)官，吏相當(dāng)于事務(wù)官。）因此，“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彼己瞬繉俜浅Ｖ苊?，“所任者雖數(shù)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他自己“質(zhì)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沐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樸，室無媵婢?！碑?dāng)?shù)闷稹扒诿簟倍?。他還有一點，比王安石精明，即是天下名士的口舌，無不被他所封鎖，他能鉗住反對者的喉舌！他所用的，如韓洄、元　、裴腆、李衡、包佶、廬征、李若初，都是經(jīng)世之才，可以繼承他的大業(yè)。也不至如王安石一樣，用了一些“孜孜為利”的吏一流的人物，以致身后為小人所利用，使新政成為蠢政了。

（客）--王安石自奉也很儉薄、蒞事也很勤敏，氣量總嫌欠闊大些，又不免于察察為明，也不是做大事業(yè)的人?？酌鲊L自校簿書，主簿楊■諫曰：“為治有禮，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zhí)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所業(yè)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fù)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笨酌髦x之。楊■所說的這一番話，也正是王安石的病痛！我看胸襟氣度上，王安石大不如司馬光多多！

（主）--你這話說得極好。做大事業(yè)的人，原要有闊大的胸襟和能容人的氣度。林沖罵王倫說：“你也無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庇写罅恳嗍亲魇最I(lǐng)的必要條件之一。俗語說：“宰相肚里撐下船”，言其度量之大也。一個作首領(lǐng)的人，賞不能避仇，罰不能避親，又要如宋江之流，見人說好話，送銀子。行事如不得人的諒解，則毀謗集于一身，凡當(dāng)大首領(lǐng)的人，當(dāng)他的生時，都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如不是一個大量的人，恐怕隨時都可氣死。俗語說：“當(dāng)家人是污水缸?！崩献诱f：“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污水缸正是“受國之垢”者。能受國之垢者，始可為社稷主；受國之垢，非大量人不能（用馮友蘭語）。至于察察為明，好親細務(wù)，也是一般做首領(lǐng)的人的通病。為政之道，我覺得莊子《天道篇》說得很好，他說：“夫帝王之德，……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余；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上與下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zé)o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絡(luò)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nèi)，不自為也；天下產(chǎn)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瘪T友蘭先生有一好譬喻：“做首領(lǐng)的人，譬如一個趕西洋式馬車的人，他高高地坐在車上，讓馬拉車走。他看那馬走得慢，就打它一鞭；看那馬走得快，晚上就多與它一點草料。他們做的事，只是如此。他用不著下車來幫馬拉車。他若下車來幫馬拉車，所加的力量也有限，而拉車的幾個馬，反因沒人指導(dǎo)，而走亂了步驟，拉錯了方向?！屠囌f，馬是有為；趕車的人是無為。趕車的人坐在車上趕馬，是‘用天下而有余’。他下車來幫馬拉車，是為天下用而不足?！蓖醢彩圆荒苋鐒⒀缒菢映晒?，看來不僅是胸襟不夠闊大，其為政之道，也不免過于“有為”的緣故。司馬光譏王安石愛好老子，而不能行老子之道，就他的急于求功效說，那倒是對的！

（客）--在根底上，你是主張“因”的呢？還是主張“革”的呢？

（主）--“因”和“革”，都是客觀環(huán)境所決定的。一個政治家，不過是順時勢而為之的“產(chǎn)婆”。此時，此地，卻是要大刀闊斧來“革”的時勢，所以“新的干部”是需要的，而為政的人的新氣度，更是需要的！

1940年6月，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