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戰(zhàn)爭年代，徐向前和林彪不在一個戰(zhàn)區(qū)，勝利以后，兩個人又多處于養(yǎng)病之中。

林彪一年四季閉門不出，怕光、怕風、怕水；徐向前雖然冬天去南方，夏天去海濱，卻從不見林彪療養(yǎng)。

“文化大革命”，卻意外地使徐向前和林彪這么直接地多次見面。

林彪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指揮打仗好，軍事上有許多創(chuàng)造，徐向前對他是敬而遠之。

二月的抗爭徐向前出任“全軍文革”組長不到兩個月，便被打為“二月逆流”。

1967年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軍委“八條命令”下達后，一些部隊領(lǐng)導人對沖擊軍事機關(guān)、搞打砸搶的“造反派”抓了一批，軍隊秩序好轉(zhuǎn)了。

這時，江青、康生等人都認為軍隊“鎮(zhèn)壓群眾”，是“支持保皇派”，“帶槍的劉鄧陶路線”。

要“揪出軍內(nèi)一小撮”。

剛剛穩(wěn)定的軍中形勢，又亂起來。

作為“全軍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剛剛為“八條命令”生效高興幾天，又陷入焦慮緊張之中。

1967年2月11日，軍委又發(fā)布了《關(guān)于軍以上領(lǐng)導機關(guān)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guī)定》。

“規(guī)定”中明確指出“八條命令”是偉大統(tǒng)帥毛主席親自批準的，“是個重要文件”，“凡是我軍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堅決地捍衛(wèi)，要無條件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zhí)行”。

用詞不謂不嚴厲，可是已經(jīng)燃起來的遍地大火，幾條命令文字，哪能熄滅。

特別是一些人生怕軍隊亂得不夠，“八條”加“七條”，不如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幾句話。

徐向前看到日益混亂的局面，憂心忡忡地對黃杰說：“我們天天四處救火，有的人火上潑油啊!”

“那有什么辦法!”

黃杰嘆氣說，“再這么亂下去，老百姓吃不成飯了?！?/p>

“我們這些人活著，怎么能袖手旁觀!”

老夫妻只是閉門說說心里話。

他們眼看著周恩來總理說話也不靈了，誰又能治理好這局面啊!

徐向前雖然頭痛癥常常發(fā)作，他仍期望著參加中央的會議，見到毛澤東、見到周恩來。

通知來了：中央政治局從2月8日下午開始，每兩三天開一次政治局碰頭會，討論“抓革命，促生產(chǎn)”問題。

不是政治局委員的徐向前以及幾位有關(guān)人員被吸收參加會議。

中南海懷仁堂，從新中國誕生就是黨中央、國務(wù)院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

許多人心目中的中南海，是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

元帥們對懷仁堂也有著一種特別的感情。

徐向前和其他九位元帥的軍銜，是1955年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大會上授予的。

中央許多決策，是在這里通過的。

往日元帥將軍們一進懷仁堂，會前會后歡聲笑語，現(xiàn)在這場“文化大革命”鬧得大家笑不出、哭不出。

全國大亂，國家的經(jīng)濟情況到了崩潰的邊緣。

毛澤東聽不得反面意見，林彪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徐向前和許多老同志一樣，憋著一肚子話，憂國憂民。

這天，大家和周恩來總理坐在一塊兒，討論的又是“抓革命，促生產(chǎn)”。

出席會議的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為一方；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guān)鋒等為一方，說著說著，觀點不同顯露出來。

一方強調(diào)的是穩(wěn)定大局，是抓好生產(chǎn)；一方強調(diào)的是“革命”，是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爭論是爭論，頭一次會議氣氛還算平和。

2月9日的第二次會上，徐向前和陳伯達為劉志堅的問題爭論起來。

陳伯達說劉志堅是“叛徒”，對抗中央文革，破壞“文化大革命”。

徐向前知道抗戰(zhàn)中劉志堅在冀南受傷被俘，但第二天在押解途中，即被我軍解救出來，不存在叛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