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著書之意，本在糾正國民思想上之謬誤，使之有所覺悟，急起直追，共匡國難，所注目之處，正在現(xiàn)正[在]而不在將來也。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蕩陶溶之功？故文以為灌輸學識，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于全國，使國民有普遍之覺悟，異日時機既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功也。[17]

這表明，孫中山此時已有所覺悟：沒有人心改造和思想革新，沒有群眾的廣泛參與，僅僅依靠少數軍人的武裝斗爭，是難以實現(xiàn)其“三民主義”政治目標的。

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覺悟，孫中山遂于1919年6月指派廖仲愷、朱執(zhí)信、胡漢民、戴季陶籌備和出版《建設》雜志，并在上?！睹駠請蟆飞祥_設了《星期評論》專刊，作為宣傳民主革命理論的陣地，與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創(chuàng)辦的《每周評論》遙相呼應。為了加強文化宣傳和理論建設的效果，獲得更多知識青年的同情與支持，孫中山越來越感覺到有加強與北京大學新知識分子陣營聯(lián)絡的必要。廖仲愷、朱執(zhí)信、胡漢民等國民黨人遵照孫中山的指示，約請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人為這兩個雜志、專刊寫稿，在《胡適來往書信選》一書中，就保存有他們關于組織稿件和商量問題的八封信。孫中山以實際行動參與了后期新文化運動，并取得了實績。

毫無疑問，孫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支持思想文化革新運動的，對五四愛國救亡運動更是給予了有力的推動。他雖不是五四運動的發(fā)動者和領導者，但卻是學生運動的同情者和指導者，特別是當學生運動的重心移到上海后，孫中山給予上海乃至全國的學生運動以切實的指導，獲得了青年學生的信賴和尊敬。

孫中山先生對北洋政府鎮(zhèn)壓五四運動無比憤慨，曾積極營救過被捕的工、學界代表。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者陳獨秀于6月11日散發(fā)傳單被捕后，全國震動，各地掀起了營救運動，北洋軍閥遲遲不予釋放。到8月24日，北京著名進步刊物《每周評論》又被北洋政府封閉，胡適也被捕的謠言傳到了上海。孫中山對陳、胡兩人之被捕深為焦慮，并利用自己的政治聲望積極予以營救。[18]

孫中山一生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富強而奮斗，在關涉國家主權問題上毫不含糊，一貫持嚴正立場。上?！睹駠請蟆?920年2月1日記載了孫中山的談話：

余本主張“二十一條”應作廢。日本並應于租借期滿后，退出滿洲各地。高麗獨立問題，按照《馬關條約》，中國亦應過問。余所主張如此，則山東問題不問可知矣。此次日本通諜，可以置之不理。盍日本絕無可以占據膠州、青島之理由?！毡炯葘賲f(xié)約國之一，應取一致行動，豈獨能占據吾國之膠州、青島乎？乃日本竟強行占據膠、青，無異強盜行為！日本可為強盜，吾國斷不能與強盜交涉，更不能承認強盜有強奪吾國土地之權利。況吾國既已拒簽德約，自無再與日本直接交涉之理。[19]

正是本于這樣一種民族主義立場，孫中山在五四愛國運動期間對學生運動給予了很多的關心與指導。當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上海后，孫中山即指示邵力子于５月６日到復旦大學演說，指示從速組織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以推動學生愛國救亡運動的發(fā)展。5月8日，陳漢明上書孫中山告南京華僑學生代表大會決議電請各方爭回青島，維護國權，請予贊助。孫中山批云：“此間有一分之力當盡一分之力也”；5月12日，又復函陳漢明，謂：“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喪權，甘心賣國，凡我國民，同深憤慨。幸北京各學校諸君奮起于先，滬上復得諸君共為后盾，大聲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覺醒?！北硎荆骸皩χT君愛國熱忱，極表同情，當盡能力之所及以為諸君后盾。”“尚望諸君乘此時機，堅持不懈，再接再厲，喚醒國魂。民族存亡，在此一舉，幸諸君勉力圖之?！盵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