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張君勱：《人生觀》，收入《人生觀之論戰(zhàn)》（上），上海：泰東圖書局1925年版。

[27] 例臺灣新儒家方東美指出：“科學追求真理雖然也是令人向往，但若一旦逾位越界，連哲學都被科學化，便深具排他性……成為科學的附庸，不談價值問題，則其昏念虛妄必戕害理性的偉大作用，而無法形成雄健的思想體系?！保ā吨袊松軐W》，臺北：臺灣黎明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85頁）。

[28] 徐復觀：《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版，第77頁。

[29] 錢 穆：《國學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十版，第157頁。

[30]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第208頁。

[31] 轉引自羅義俊《當代關于＜壇經＞作者的一場爭論》，《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 4期。

[32] 牟宗三：《＜歷史哲學＞自序》，《歷史哲學》，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版。

[33] 錢 穆：《國史大綱》“引論”，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

[34] 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中國文化與世界》，香港《民主評論》9卷1期，1958年1月。

[35] 張君勱：《中西印哲學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81年版，第818頁。

[37] 《學衡雜志簡章》，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頁。

[38] 樂黛云：《吳宓與東南大學》，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編：《東南大學文科百年紀行》，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264頁。

[39] 蔣書麗：《學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錯位論爭》，《人文雜志》2004年第6期。

[40][43]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3頁。

[41][42] 吳 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77、209-210頁。

[44]《學衡》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并未獲致認真的討論，對中國文化特質的認識和對中西文化交匯和文化道德理想的關注，亦未引起注意，甚至被冷落。魯迅當年即譏諷學衡派的言論用“幾個假古董所放的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訂好，更何論于他所稱的輕重的是非！”（《估〈學衡〉》，《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頁）1922年2月4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東南大學梅迪生等出的《學衡》，幾乎專是攻擊我的”，這天的日記上胡適還留了一首打油詩，譏諷《學衡》是“一本《學罵》”。（《胡適的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58頁）胡適同年在梳理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時又說：“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種《學衡》，登出幾個留學生的反對論，也只能謾罵一場，說不出什么理由來?！秾W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議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保W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2頁）過了些年，編《新文學大系》的《文學論爭集》時，鄭振鐸論及《學衡》道：“他們當時都在南京的東南大學教書，仿佛是要和北京大學形成對抗的局勢。林琴南們對于新文學的攻擊，是純然的出于衛(wèi)道的熱忱，是站在傳統的立場上來說話的。但胡梅輩（指胡先梅光迪、吳宓等學衡諸公——筆者）卻站在‘古典派’的立場來說話了。他們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藝理論來做護身符。聲勢當然和林琴南、張厚載們有些不同，但終于‘時勢已非’，他們是來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學運動已成了燎原之勢，決非他們的書生的微力所能搖撼其萬一的了。”（《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