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舊之爭的浪潮里，學衡諸人的態(tài)度與一般極端守舊的保守派在方法和觀念上均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他們不滿足于被邊緣化的境遇，批評新潮人物對反對派缺少“容納精神”，是行“新式之學術(shù)專制”，但他們自己也缺少文化寬容，對新文化運動幾近謾罵的攻擊有失學者風度，只是由于有堅實的學理基礎(chǔ)使得這些批評有不同于保守派的份量及貢獻，他們擁護文化革新，渴望真正的新文化運動，承認“新文化之運動，確有不可磨滅之價值”，[59]他們確信中國舊有文化接受新學說的洗禮和改造，對建設(shè)健全的新文化是十分必要的，用梅光迪的話說，“夫建設(shè)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60]學衡派以獨立之人格，行批評之職事，雖未能踐行他們自己所標榜的“無偏無黨”，卻真正做到了“不激不隨”，不趨附新文化運動，認定新文化運動名稱雖動聽，然其實仍值得研究。吳宓稱：“今有不贊成該運動之所主張者，其人非必反對新學也，非必不歡迎歐美之文化也。若遽以反對該運動之所主張者，而即斥為頑固守舊，此實率爾不察之談?！眳清祵κ裁词钦嬲摹靶隆?、“新”與“舊”的關(guān)系如何，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他之不滿意于通行的新文化運動，“以其實，非以其名也。”在他看來，建立在反傳統(tǒng)基礎(chǔ)上的歐化，并不是建設(shè)新文化的正道，提出“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镕鑄之，貫通之。吾國古今之學術(shù)、德教、文藝、典章，皆當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發(fā)揮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學術(shù)、德教、文藝、典章，亦當研究之，吸取之，譯述之，了解而受用之?！盵61]可見，學衡派并不形式地反對新文化運動，而是主張對古今中西文化在全面、透徹的研究基礎(chǔ)上衡量其價值，以推進真正的新文化運動。

學衡派是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治登場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衡派的學術(shù)貢獻和思想成就取決于它對新文化運動理性反省的方向和程度。應(yīng)該說，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五四批判傳統(tǒng)、學習西方、突出文化時代性的基本精神方向是正確的，當然，這并不是說，五四就沒有自己的缺點，五四的缺點，恰好被學衡派抓住了。學衡派在闡述自己的五四觀時，強調(diào)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恰成互補。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表示充分同情的賀昌群，對新文化運動與學衡派的文化價值觀進行了辯證的分析評價。賀昌群認為，歷史上任何一種有影響的思想或?qū)W說，其本身必含有兩個不可分的成分，一個是屬于時代的，另一個則是超時代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問題，一種思想或?qū)W說的產(chǎn)生，必是針對那個時代的問題而發(fā)，問題因時代而不同，其功用不可能永存；然偉大的思想或?qū)W說必有其總集一種文化之大成而帶有承先啟后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繼續(xù)影響于后世，息息與整個歷史文化相關(guān)?！啊逅摹\動所攻擊的，是儒家思想的時代的部分，這是曾經(jīng)歷代帝王政治利用、墨守、假借，成了一種虛偽的古典的形式主義，演成了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的種種腐敗與停滯，百害而無一利，我們應(yīng)當絕對排斥的，我們有我們的問題。‘五四’運動所做的是這個破壞工作，我們現(xiàn)在還需要繼續(xù)做這個工作，要緊的是我們須具備超高的貫通古今的鑒別能力，才能認得清應(yīng)當攻擊應(yīng)當破壞的目標，再不能做玉石俱焚的勾當了。‘學衡社’所欲發(fā)揚的，是那超時代的部分，那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石，終古常新，雖打而不能倒，因為我們自身與古代即在這個同樣的時間空間內(nèi)，怎能跳得出這個文化圈外去? ……不過‘五四’運動的攻擊得其時,‘學衡社’的發(fā)揚非其時，須知在一個深厚的文化基業(yè)上，沒有破壞，如何能先言建設(shè)?于是一般遂加‘學衡社’以‘頑固’之名，是極不清楚的看法?！盵62]這段文字對我們今天正確說明五四運動與學衡派文化理想的功過是非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