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思潮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開展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價值重估”相標榜，對傳統(tǒng)儒家綱常倫理進行了徹底、系統(tǒng)的清算，這在五四時代是十分必要的，贏得了學術界廣泛的同情，現(xiàn)代新儒家也給予了相當?shù)目隙āｋm然新儒家對提倡新文化者的偏激態(tài)度頗有微詞，但畢竟不同于國粹派和復古主義者謾罵式的攻擊和情緒化的渲泄。他們在新文化運動的刺激下，對傳統(tǒng)文化也頗能作深刻的反省，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對歷史上儒學流弊的批判是十分嚴厲的，對解構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推許也是真誠的。錢穆曾坦言不諱道：“當新文化運動進行方銳之際，對于本國舊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為頗當之抨擊”。[14]梁漱溟則對陳獨秀的文化有機論大加贊賞，認為只有陳“頭腦明利”，見解最有價值。不僅如此，他還十分欣賞戴震的反理學言論，公開表示康有為定孔教為國教的做法令他“嘔吐”。這些均表明了與五四反傳統(tǒng)主義者相近的觀念。

如果說早期新儒家因置身于五四時代反孔非儒的文化氛圍中，易產生護衛(wèi)傳統(tǒng)、拒斥歐化的守成心理的話，那么，活躍于七、八十年代的港臺及海外的新儒家，由于生活閱歷、文化背景、知識修養(yǎng)和文化心態(tài)的不同，使得他們有可能超越他們的前輩，以更寬廣的文化胸襟，理性地檢視五四的得失，越來越傾向于對新文化運動作出公正、合理的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偉論迭見。例當代最活躍的新儒家杜維明曾以下面一段文字對五四思想啟蒙的積極意義作了高度的肯定性評價：

我認為，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聯(lián)合陣線，對儒學進行猛烈的批判，有其很健康的意義。儒學在政治化以后，成為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進而成為保留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下意識層中的一些積習。它的弱點，如軟弱性、妥協(xié)性等等，在這次批判中被充分暴露出來，如魯迅筆下的阿Q。應該說，這是一大功勞。陳獨秀提出新青年應該有開拓的、前進的、面向未來的志趣，和胡適提出的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念，以及科學與民主的提倡，在當時都有深刻的意義。[15]

當代新儒家以遠較前賢開放的心態(tài)反觀五四，這一方面表明，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日深、互融共進的后五四時代，頗能根據對中西文化特質的理解和對世界文化發(fā)展趨勢的把握，不斷調整自己的文化戰(zhàn)略，使自己的文化理論圓融透辟，更具有時代感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正說明了新儒家絕非復古守舊之輩，在他們的理論中不乏時代氣息和自我批判精神之呈露，一定程度上汲取了五四思想啟蒙資源。杜維明曾明白宣布自己是“五四精神的繼承者”，[16]這決非虛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儒家并不把重估價值、輸入學理的新文化運動看作是造成儒學災難的內因。他們在揭橥新文化運動理論誤區(qū)的同時，從“相反相成”的意義上，首肯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績。梁漱溟曾自許，他對民族自救道路的主張，表面看去與陳獨秀、胡適輩似相反，但“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fā)揮，其對于社會的盡力，在最后的成功上還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17]賀麟、杜維明等新儒家則認為，西學的沖擊是造成“儒門淡薄”的一個原因，但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殺傷力主要地并不來自學術文化的批判，而來自非學術、非文化的腐蝕，康有為尊孔子為教主，袁世凱等政客假借孔孟之名而行復辟之實，才是儒家遭受奚落的真正罪人。[18]這些新儒家學者已經覺悟到，沒有西化的刺激，也就沒有傳統(tǒng)的復活，新文化運動正是“促進儒家思想新開展的一個大轉機”。事實上，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失掉孔孟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運動需要的無能，早已腐蝕在五四以前。守舊文人盲目排外，死守儒家經典，只知搬弄一些“死板板爛貨”，不過是舊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和最后的掙扎罷了。至于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其結果對孔孟之道的精義不無厘清的積極作用”。詳言之，新文化運動僅僅“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jié)，及束縛個性的傳統(tǒng)腐化部分。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新文化運動之“推翻傳統(tǒng)的舊道德，實為建設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預備工夫。提倡諸子哲學，正是改造儒家哲學的先驅”。所以，他們相信：“愈反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19]這充分體現(xiàn)了他們對儒家精神的高度自信，是對文化發(fā)展動力機制理性思考而形成的較為健全的文化心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