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對倒霉挨整的名人不張狂，對普普通通的人也不張狂。

作家舒麗珍含著淚說，1973年因為檔案不到位，她好長時間沒有工資，生活非常困難，冬天連取暖煤都沒錢買。那時她還默默無聞，沒人注意。在一個大雪飛揚的日子，楊沫同志全身披著雪花，來到她家，給她送去了100元錢，鼓勵她不要灰心，把作品寫出來。

1983年11月，北京92中學老師找他，想請她跟同學們講講讀書方面的體會，因該校發(fā)現一些同學喜歡讀淫穢書籍。本來第二天她要住院，聽了老師的想法和安排后，母親馬上打電話通知醫(yī)院，推遲兩天住院。次日她就克服著腿疼，一瘸一拐地與這間學校中學生們見面座談，讓師生們深為感動。

一個中學最高也就算個處級吧，母親沒有怠慢，也不敢怠慢。

多年的思想改造，已把母親這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改造得相當成功。她時時處處都知道自己骨子里有剝削階級烙印，對人不得驕狂，不得擺譜，不得拿架子，翹尾巴。

母親除了斗爭性不強外，還比較虛榮，這給她惹了禍，比如當年為面子好看，多填了一個入黨介紹人。可又因為虛榮，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青春之歌》獲得巨大成功之后，她沒有得意忘形，一直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即使是表揚她，表揚過頭了，她也不默認，怕人家說三道四。

1960年，《青春之歌》俄文譯本中關于母親有這樣的介紹：

楊沫，中國著名女作家，共產黨員。1915年生于北京，中學畢業(yè)后，她曾擔任過一個時期的家庭教師，后在小學校任教員。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楊沫參加了反抗外國侵略、解放祖國的戰(zhàn)士隊伍。她領導了中國北部的一些婦女游擊隊組織。中國革命勝利之前，她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編輯部工作。

母親說這篇文章錯誤很多。

1.自己是1914年生的；

2.自己沒有中學畢業(yè)；

3.自己是1936年參加革命，不是1931年；

4.自己并沒有領導中國的游擊隊組織，而只是一個普通工作者。

換了一般人，對這些錯誤可能也就默認了。因為文章不是自己寫的，即使有錯，也是翻譯翻的，責任在翻譯。況且也算不上什么嚴重錯誤，中國人能有幾個懂俄文，看到這篇文章呢？但母親卻很較真。她特地寫信到中國作協外委會，把蘇聯翻譯的這些不符合事實的說法一一提出來，請示作協外委會怎么辦。她重申：第一，我不是1931年參加革命，應為1936年。第二，我在這段期間從沒有當過什么游擊隊長，只是一個普通的婦救會干部，宣傳干事，報社編輯。

以后當有人采訪她，準備寫她時，她總要提起俄文譯本這件事，告誡記者或作者，寫我可以，但要實事求是，不要拔高。

1962年9月左右，《人民中國》和《中國文學》為了對外宣傳的需要，采訪了一些母親的生活起居情況，折騰了半天，挺麻煩的。某天吃午飯時，母親不自覺地把這次采訪與同桌的同志談了，他們開玩笑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母親也哈哈大笑。但后來母親狠狠責備自己：什么話也存不住。給人說這些干什么？這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嗎？告誡自己從今以后，不能向一些不太熟的同志談自己這些個人的事（見1962年9月16日日記）。

她討厭自吹自擂。經過長年的思想改造，不敢爭位次，不敢盛氣凌人。比如讓她當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訪問巴基斯坦時，她多次向中國作協表示自己當團長不合適。后來作協說已經通知了巴基斯坦方面，不好再改了，她才只好接受。到了巴基斯坦后，副團長出于關心她，常常代表她，以團長身份處理問題。母親從不計較。她心想，正好，省得我費神呢。

由于她不爭官，不嫉妒新人，比較謙虛，與同志們的關系融洽，上上下下的同志都能接受他，她才能在1989年1月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為北京市文聯主席。

母親也不愛透露哪個大人物、知名人士對她好，接見了她。

早在五十年代初毛主席就曾與她握手，她卻從沒有對我們孩子講過。在一個普通人的心里，能與全國最高領袖毛主席握手，是多么光彩，多么值得炫耀呀！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沉默。母親卻不曾對家人說過。我只是在她的日記中才知道她受過毛主席的接見。

文革前她住在頤和園期間，李立三同志多次看望她，與她聊天。1982年1月，她去海南島訪問，蕭克同志曾到她的住處探望，這些她全都沒告訴過家人。

當路揚在中央軍委辦公廳當主任時，我們都不知道這個人是母親的老戰(zhàn)友，她從不跟我們提他。

1982年6月15日，美國知名人士陳香梅給母親來信，表示很后悔沒有與她在美國相見，我是在整理母親信件時才發(fā)現陳香梅的信，母親自己從沒說過。

臺灣作家江南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后，有那么一段時間，江南成為新聞人物，港澳臺及國內各地的大小報連篇累牘介紹他。母親卻沉默著。也是她去世后，我才發(fā)現江南給她寫了那么多的信。

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對自己的要求越嚴格，越夾著尾巴做人。

母親很在乎別人會怎么看待自己。

1936年冬剛出生的徐然患了重病，父母沒有錢，就向房東柱子媽借了30元錢給徐然看病。一年后發(fā)生了七七事變，父母隨即離開北京，參加了抗日戰(zhàn)爭，直到1949年再進北京，已是13年之后。母親幾經尋覓，終于找到了柱子媽，歸還了這筆欠款。又過了很多年，徐然長大成人后，一次母親提起這件事時，悄悄問姐姐：“我只給了柱子媽30塊錢，是不是少了點兒？可是借了人家十來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