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權益與政府權益的這種群體博弈行為對政府執(zhí)行力危害甚大。腐敗者結成了權益共同體，給追查帶來很大難度。主要表現為：侵害公有資產極其刁鉆，核心層成員在內部分贓常常是“集體瓜分，人人均沾”，“一把手”與班子其他成員案值懸數較小；操作過程大都在“骨干層”之間進行，利用已有的管理、經營渠道，以“小金庫”、“假招標”、法人關聯交易“洗錢”，化公為私；對眾多員工則披著“合法外衣”，巧立名目以獎勵、補貼等名義施以恩澤；等等。

（三）以權謀私與為民謀利的博弈

政府機構作為黨和政府政策的代表者和執(zhí)行者，應該將自己行為的公共性當做唯一的衡量標準，任何有損政府行為公共性的事，都是應該絕對禁止的。但是，實際的情況是許多政府機關在社會權益的大博弈中，不是把為老百姓謀權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千方百計地去謀求自己機關的小團體權益。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國家權力執(zhí)行者的身份出現，因而是在國家權益的掩蓋之下來追求部門權益的。

二是對國家某一部分權力的壟斷，并通過這種壟斷強制性地向社會索取權益。

三是其對外的封閉性，也就是說，其權益不僅對老百姓是封閉的，對其他部門也是封閉的，其權益只在內部分配，決不外流。

四是其權益的不斷膨脹性，它也像個體的經濟人一樣，追求權益實現的最大化。

以權謀私往往以部門或單位的職責為基礎，在執(zhí)行其職責的過程中逐漸發(fā)現執(zhí)行權力與部門或單位權益之間的相關性，從而產生以執(zhí)行權力來追求部門或單位權益的動機。由此，維護已有的權力和不斷地爭取擴大部門或單位的權力，便成為獲得更大部門或單位權益的保證。同時，為了能使獲得部門或單位權益的可能性變成現實性，他們會千方百計地以各種各樣的形式進行設租，并誘導別人前來尋租，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部門或單位的權益。由于領導者或領導層掌握著內部的權力，因此他們的權益總是被置于首要地位，也就是“窮廟富方丈”現象。其次是全體部門成員的權益，這是在滿足了領導層的權益之后的總的剩余權益。這部分權益的多少，關系到能夠分配給大家的“蛋糕”能有多大。再次才是部門或單位成員的個人權益，其實現的狀況取決于部門內部的分配原則。

以權謀私現象的發(fā)生，嚴重危害了老百姓的切身權益。比如，鄭筱萸主政國家藥監(jiān)局多年來，使無數濫竽充數的所謂新藥以高昂的價格陸續(xù)粉墨登場。有一個藥品生產企業(yè)使用虛假申報資料獲得了藥品生產文號的換發(fā)，其中6種藥品竟然是假藥。鄭筱萸的行為，一方面掏空了老百姓的腰包，另一方面讓老百姓飽受假藥、劣藥之苦，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據報道，在鄭筱萸被“雙規(guī)”后，深受其害的某制藥公司決定要把鄭筱萸注冊成耗子藥商標，而鄭筱萸本人也被依法判處死刑。

二、權大于法——政府執(zhí)行力的隱憂之二

我國古代歷史是一部“權大于法”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開始了建立健全各項法律法規(guī)的進程。但直到今天，行政本位、地方本位思想在一些地方的黨政機關那里還頗有市場，以黨代政、以政代法、權大于法現象時有發(fā)生。比如，在山西“良知會計”王勝利蒙冤240天，當地法院、檢察院不僅不積極受理他的國家賠償請求，在運城中級法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后，司法機關還相互扯皮，非要縣長簽字才予支付賠償金，當事人不得不走上“信訪”縣長之路。

權大于法的現象給政府執(zhí)行力造成了極大危害。據人民網報道，2003年1月到2007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瀆職犯罪案件29351起，35011人，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瀆職侵權犯罪呈逐年上升趨勢，占查辦領導干部人數的90%以上。一開始，某些把持著一定權力和職務的人，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給多少錢辦多少事。長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種劣性，形成了一種慣例。群眾要這種人辦事，就無形中要依照這種慣例，隨這種劣性，否則就什么事都免談。特別是領導干部的職務達到縣處級以后，因為他們就像是古時的諸侯一樣，在劃分區(qū)域里分別把持著一個系統(tǒng)和一條戰(zhàn)線，他手中的權力在那個區(qū)域里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什么事都可以表態(tài)，即使是亂表態(tài)、亂畫押也會被人奉為“圣旨”，遵照執(zhí)行。久而久之，什么職責制度，什么法規(guī)條例，一切都與己無關，“天高皇帝遠”，一切都是以自己表態(tài)為標準。手中握著這么一柄有威力的權力之劍，怎不心曠神怡，怎不舞得虎虎生威。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按法律法規(guī)出牌，肆意妄為，甚至發(fā)生草菅人命的現象。

（一）“官本位”思想

這是“權大于法”的最根本原因。在中國古代，除了“入朝為官”，其他一切職業(yè)都是低賤的職業(yè)，中國古代仕、農、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就說明了這么一個問題。在老百姓面前，官吏是最高權威，其他階層則是絕對的弱勢群體。

與“官本位”思想聯系最為緊密的莫過于古代選官制度。而所有選官制度中，最具影響力的莫過于科舉制度。這項制度在隋朝萌芽，唐代確立，隨后一直綿延數千年到清末?？梢哉f，科舉制度是官本位思想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意識生根發(fā)芽、根深蒂固的最主要促進因素。

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提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以后，人們才對“官本位”的毒害有了深刻的體會。但改革20幾年來，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干部手中特權較多、社會地位較高的現實，讓人不得不對當官充滿了渴望和向往。一個不爭的現實是，是否能夠當上官，是否能夠因為當官而擁有與平民不一樣的地位，都將直接影響到你的政治、經濟待遇——影響到開會時的座次、出差時用車住宿的檔次，影響到你是否能夠常常在電視、報刊上露露臉，甚至影響到別人看待你的目光是謙卑恭敬的還是高傲不屑的。

根據一項上海4000戶入戶調查，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業(yè)意向根據頻率高低依次為政府機關、事業(yè)單位、壟斷性企業(yè)、金融保險和競爭性企業(yè)等。這說明“官本位”思想已經嚴重到可怕的地步，也說明了干部的權力、地位和實惠已經讓人艷羨到了何等地步。

官本位意識的強大，讓一些地方政府干部擁有特權思想，無視國法。2005年11月25日，湖南某縣干部組成的考察團，在廣西某收費站不僅拒絕繳費，還采取鎖喉、圍攻、搬車、折斷欄桿等手段，強行沖關，導致廣西方面12人被打傷。這起事件中的干部是警車開道、前呼后擁、威風八面，儼然歷史劇中的王公大員，可見其“官本位”思想和行為的嚴重。

（二）不按規(guī)則出牌

經濟學家張五常有一段名言：“你要放一個妖艷的女子在我的臥室，又要我對她沒有非分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對她沒有非分之想的最好辦法就是，讓她離開我的臥室?！边@就是說，在一個有利于腐敗滋生的制度安排下，干部們必然無法堅持自己的操守道德。如果有一套制度安排，可以約束干部根本不敢有腐敗的想法，那么根本不必辛苦地教導干部們要操守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