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缺少誠信，這表明我們社會在基本道德上出了問題。重物質輕精神是一道世界性難題，中國也不例外。但具體到當代中國道德和精神文化上的缺少，相比起輕中華重西方、輕傳統重現代這些所謂的成因，政治價值以及制度的缺位更為重要。相比回歸傳統道統，更為重要更為基本的是要樹立起多元的政治價值，并加強制度建設。在此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應秉承批判精神，做普世價值和永恒價值的守護神。
一、重物質輕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難題
中國現在有凸顯物質輕精神的現象，而且還非常厲害。但是對于這種現象，我覺得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是很重要的，也許不同的人對這個現象有不同的解說。其實世界上幾乎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在抱怨這一點。這幾乎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所以我們在談這一點的時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國，我覺得至少有這么一個特殊性，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其實是重精神輕物質的。記得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重新執(zhí)政時，想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就對這種所謂的重精神輕物質意識形態(tài)進行了批判。這就是那時十分著名的“以三項指示為綱”，其中明顯地批判了中國傳統思想中阻礙經濟發(fā)展、物質建設的東西，即：重其義而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鄧小平其實真正針對的是“文革”時的極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張春橋的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謂“社會主義的草”，指的就是類似“道統”的“好東西”；所謂“資本主義的苗”，指的就是類似物質的東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統，就不是一個好東西。改革開放以來的總體成就，恰恰證明小平同志所見所論更符合國情更契合國民之需。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當我們今天遭遇到了物質發(fā)展與精神生活不協調的時候，千萬別再通過回歸所謂的傳統道統來求解了。
當然，能否避免回歸，絕非易事。因為，中國曾經經歷過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把物質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時候?！拔母铩睍r期就最突出最嚴重：當時很多盛行的東西實際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講的“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在上世紀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極為流行。在這樣的精神濫殤中，中國經濟在“文革”后期到了“快要崩潰的邊緣”。鄧小平１９７５年復出，是中國重拾現代化，從極左的、虛偽的精神原子彈中掙脫出來，即“撥亂反正”。正是從小平復出開始，發(fā)展物質利益、謀求個人利益開始在中國變得漸漸正常起來。
如果歷史是個鐘擺，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這個鐘擺全然擺向精神這一邊，但自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葉以后，鐘擺強烈、迅速地反向擺往物質這一邊，甚至也出現了唯利是圖、唯錢萬能的荒謬現象。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這種忽左忽右大幅度擺動的現象，極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為什么？中國這種現象與中國特殊的背景相關：中國實際上是從一個不正常的、極端精神完全沒有物質的那邊開始擺的，因此當它從離開精神這一端往物質擺的時候，實際上是對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質的一個反動，因此不僅不是所謂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種進步。
當然，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中國人越來越所謂的物質化、個人化，但是，改革開放之前那種只重精神或只重集體的東西，也并沒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認為：中國的情況遠不是那么簡單地一清兩楚的，而是很復雜地糾纏在一起的。正是出于這種認識，因此當我意識到今天物質化太強、精神性太弱這種失衡已經嚴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時，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難的。
除了一些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特殊性外，現在又有了另外一個共同性的問題，就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或者在現代化過程中，過分追求物質幾乎是人類的一個通病，而且是一個非常難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這種基督教文明國家如此，東方儒教的中國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厲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精神的民族，他們曾經對物質蔑視到了極點，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經濟增長，追求現代化，宗教也難以擋住物質化傾向。
正是考慮到重物質輕精神并非中國獨有，而是人類發(fā)展中遇到的普遍現象，因此，中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能否尋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樂觀。
一、重物質輕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難題
中國現在有凸顯物質輕精神的現象，而且還非常厲害。但是對于這種現象，我覺得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是很重要的，也許不同的人對這個現象有不同的解說。其實世界上幾乎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在抱怨這一點。這幾乎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所以我們在談這一點的時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國，我覺得至少有這么一個特殊性，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其實是重精神輕物質的。記得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重新執(zhí)政時，想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就對這種所謂的重精神輕物質意識形態(tài)進行了批判。這就是那時十分著名的“以三項指示為綱”，其中明顯地批判了中國傳統思想中阻礙經濟發(fā)展、物質建設的東西，即：重其義而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鄧小平其實真正針對的是“文革”時的極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張春橋的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謂“社會主義的草”，指的就是類似“道統”的“好東西”；所謂“資本主義的苗”，指的就是類似物質的東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統，就不是一個好東西。改革開放以來的總體成就，恰恰證明小平同志所見所論更符合國情更契合國民之需。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當我們今天遭遇到了物質發(fā)展與精神生活不協調的時候，千萬別再通過回歸所謂的傳統道統來求解了。
當然，能否避免回歸，絕非易事。因為，中國曾經經歷過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把物質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時候?！拔母铩睍r期就最突出最嚴重：當時很多盛行的東西實際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講的“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在上世紀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極為流行。在這樣的精神濫殤中，中國經濟在“文革”后期到了“快要崩潰的邊緣”。鄧小平１９７５年復出，是中國重拾現代化，從極左的、虛偽的精神原子彈中掙脫出來，即“撥亂反正”。正是從小平復出開始，發(fā)展物質利益、謀求個人利益開始在中國變得漸漸正常起來。
如果歷史是個鐘擺，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這個鐘擺全然擺向精神這一邊，但自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葉以后，鐘擺強烈、迅速地反向擺往物質這一邊，甚至也出現了唯利是圖、唯錢萬能的荒謬現象。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這種忽左忽右大幅度擺動的現象，極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為什么？中國這種現象與中國特殊的背景相關：中國實際上是從一個不正常的、極端精神完全沒有物質的那邊開始擺的，因此當它從離開精神這一端往物質擺的時候，實際上是對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質的一個反動，因此不僅不是所謂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種進步。
當然，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中國人越來越所謂的物質化、個人化，但是，改革開放之前那種只重精神或只重集體的東西，也并沒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認為：中國的情況遠不是那么簡單地一清兩楚的，而是很復雜地糾纏在一起的。正是出于這種認識，因此當我意識到今天物質化太強、精神性太弱這種失衡已經嚴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時，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難的。
除了一些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特殊性外，現在又有了另外一個共同性的問題，就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或者在現代化過程中，過分追求物質幾乎是人類的一個通病，而且是一個非常難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這種基督教文明國家如此，東方儒教的中國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厲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精神的民族，他們曾經對物質蔑視到了極點，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經濟增長，追求現代化，宗教也難以擋住物質化傾向。
正是考慮到重物質輕精神并非中國獨有，而是人類發(fā)展中遇到的普遍現象，因此，中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能否尋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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