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實在也不是危言聳聽，當時中國正面臨被瓜分的局面。所以他的譯本一出，就在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魯迅在《朝花夕拾·瑣記》里生動地記述了他初讀《天演論》是情景：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

雖然嚴復這種任意更改原文的譯法不可取，但在當時譯書少而形勢需要的情況下，總是很難得的。嚴復本是一個古文家，對《史記》、《漢書》等佩服得五體投地，刻意模仿。當翻譯時，也就自然而然地用上這種筆調。桐城派作家吳汝綸對嚴復的譯文恭維得了不得，給書作序，說原書不見得怎么好，但經(jīng)過嚴復用上好的古文譯出來，簡直可以同先秦諸子的文章媲美了。

魯迅當時也不明白他為什么要這樣說，只覺得譯筆確實是好，讀起來瑯瑯上口。他有空就拿過來看，反復研讀，以至于多年后他還能背誦其中的一些篇章。

進化論對魯迅的最大影響是思想方面的。進化論被稱作19世紀自然科學的重大發(fā)現(xiàn)之一，論證了人類是由猿人逐步發(fā)展進化而來，打破了一貫流行的上帝造人的神話，把人類還原到自然的狀態(tài)，要人們認清自然變化的規(guī)律，自強不息，從內心生發(fā)出向上的力量，從而使人類一步步地走向完善。進化論剛發(fā)表時，也受到了頑固勢力的堅決反對，就像幾個世紀以前宗教界反對哥白尼的日心說一樣。

但也有些人將這種自然科學的學說運用到社會、國家的范圍內。這是很容易就會發(fā)生的聯(lián)想。既然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競爭，優(yōu)勝劣汰，那么，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應該遵循同樣的規(guī)則。弱國要發(fā)憤圖強，而強國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用所謂叢林規(guī)則侵奪弱國的利益。

魯迅因為特別關心這種頗有影響的學說，后來又買了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競論》，想做更深入的研究。加藤弘之是日本貴族院議員，以研究德國問題知名。他在日本大力宣傳進化論思想，但他所說的進化論，其著眼點在競爭，尤其是國家間的競爭上。他主張國家對于個人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際上最后發(fā)展成“國家主義”。

進化論是魯迅認識世界之初接觸到的一種世界觀，對他的一生產生巨大影響。在魯迅的有生之年，中國一直沒有擺脫國家分裂、外敵入侵的厄運，所以他一生的各個階段都運用進化論這個武器，激勵、催促甚至詛咒中國人，從萎靡不振的狀態(tài)下驚醒。在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中他通過狂人之口，向吃人社會的成員們宣講進化論的道理：

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后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由于嚴復的譯文的影響，從此魯迅逢有他的翻譯作品出版，就趕快買來看。這樣陸續(xù)地看了甄克思的《社會通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和《穆勒名學》等等，雖然有些邏輯學的文章當時還看不懂。

礦路學堂沒有生理學這門課，但魯迅課外看到了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木版印制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wèi)生論》等醫(yī)學著作。這兩部書屬于所謂“蘭學”（日本人對西醫(yī)的稱呼，他們從荷蘭入侵者那里接觸到這門學問），是魯迅初次看到的有關西醫(yī)的書籍。他想起幾年前給父親請醫(yī)生的經(jīng)歷來，那幾個醫(yī)生的高深莫測的議論，與這書上的道理有太大的差別。他從這時開始覺悟，原來中醫(yī)不過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日本明治維新，按照這些書上所說，就是從學習西方醫(yī)學開的頭。那么，中國何不也來學學西醫(yī)呢？后來，當他到日本留學，選擇學科時，他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醫(yī)學，大概是這時種下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