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沭陽盜竊成風，沭陽人的形象也糟糕到了極點。南方某個建筑工地公開掛出“沭陽民工不予錄用”的牌子。在蘇北一些商貿(mào)洽談會上，主辦方時常會善意地提醒：“與沭陽人談生意，后果自負”。當時在蘇北十分流行的一句話是：“做人不憑心，出門遇見沭陽人?！?/p>

在這里，沭陽人已成了惡人的代名詞！

對于觸犯法律的人好辦，打擊就是了。1997年2月3日，農(nóng)歷臘月二十六日上午8時，寒風凜冽，沭陽體育場上2萬多人席地而坐，鴉雀無聲，全縣公判大會在這里舉行。20名犯罪嫌疑人被公開執(zhí)行逮捕、拘留，13名犯罪分子被當眾判刑，2名強奸、搶劫犯被當場下達死刑執(zhí)行命令，立即槍決。

在隨后的“嚴打”斗爭中，縣、鄉(xiāng)兩級先后組織100多場公判大會，直接公開處理2000多名違法犯罪分子，清理出非法“保外就醫(yī)”、“取保候審”人員1884人，其中88人被重新收監(jiān)。

“嚴打”的震懾力不可謂不大，強大的輿論攻勢不可謂不攻心，但它對農(nóng)村中偷雞摸狗行為的影響十分有限。有些人抱著“大錯誤不犯，小錯誤不斷”的心理，看你仇和能奈我何。

對農(nóng)村工作十分熟悉的仇和，當然不會束手無策。他深知，盡管農(nóng)村社會治安很亂，偷盜之風盛行，但人們在找女婿時，對男方家的口碑還是十分在意的，試想誰愿意將自己的寶貝閨女嫁給一個賊呢？如果讓偷雞摸狗之人在電視上公開亮相，這無異于讓其在姑娘面前現(xiàn)丑，必然會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

打蛇打在七寸上。看準了就干，是仇和最大的一個特點。在仇和的支持下，沭陽縣電視臺很快就推出了《沉重的懺悔》這個欄目。

原淮陰縣湯集鄉(xiāng)黨委書記金連寶回憶說，那時的沭陽電視臺收視率極高，連我們外縣的人都爭著看，我們覺得仇和真有辦法，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沉重的懺悔》推出后的實際效果自不必多說。1998年的一天，年逾古稀的上海作家鄒安和與仇和一起去沭陽縣張圩鄉(xiāng)。一路上，仇和不時地停下車來，與百姓親切地交談幾句。仇和問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大爺：　

“小蟊賊還有沒有？”

“都讓你給抓走了，哪還有，你做了件大好事！”老人樂呵呵地回答。

良好的社會效果，得到了當時江蘇省委常委、公安廳長李明朝的肯定。他頂著外界的種種壓力，在省委常委會上力挺仇和。

站在今天法制社會、人權社會的立場上，我們必須承認，仇和的這一做法確實存在不妥之處，盡管它的效果是好的，老百姓是擁護的。但是，也有人指出，我們在分析這一事件時，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判斷，不能用今天才開始流行、深入人心的一些觀點、理念來苛求仇和10年前的做法。就像在沭陽為籌資搞建設曾“克扣”干部工資，而到了宿遷就不再這么做一樣，仇和也是與時俱進的。

有人說，其實仇和在這件事上最大的錯誤或疏漏在于不該叫做“自我亮相”，如果還是這些內容，而將其改成新聞報道的方式，也許就沒辮子可抓了。

后來，《沉重的懺悔》果然作了改革，名稱改為《警事專遞》，幕布撤掉了，播音員代替當事人念懺悔書。再后來，《警事專遞》也取消了，改為《平安沭陽》，懺悔的內容也徹底不見了。

《沉重的懺悔》這一欄目的改革及最終的消失，是強硬的仇和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終于改變，還是沭陽的治安狀況明顯好轉無需再播？我們不得而知。

管不住大蓋帽，就拿掉烏紗帽

《沭陽縣志》中記載，清朝時曾任沭陽縣主簿的袁枚這樣評價沭陽人：“性懶惰、嗜賭博、好爭斗、喜訴訟。”

每聞此言，仇和都忍不住發(fā)火：“明明是官風不正帶壞了民風，卻反而栽贓百姓，天下哪有此理？”

仇和到沭陽不久，就提出了“四風建設”，即端正官風、引導民風、凈化鄉(xiāng)風、樹立縣風。執(zhí)法部門是群眾看待政府行為的窗口，也是群眾反映最為強烈的一個焦點，于是仇和的新官之火很快就燒到了這里。

1997年1月12日，全縣整頓行風工作會議隆重召開，整頓的重點是27個執(zhí)法部門。仇和在會上說，“管不住大蓋帽，就拿掉烏紗帽”，并要求各執(zhí)法部門將自身職責和要求向全社會公開，并就服務社會的內容作出承諾，接受社會監(jiān)督。

1997年1月18日，沭陽人驚奇地發(fā)現(xiàn)，《沭陽報》整版刊登公、檢、法、工商、財稅等執(zhí)法部門的服務承諾，并公開監(jiān)督電話，老百姓如發(fā)現(xiàn)某部門的行政行為與承諾不符，可隨時舉報，縣“糾風辦”立查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