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在蜀郡作威作福，僅僅因為以前的睚眥之怨，就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shù)人”，而諸葛亮面對他人的舉報和要求他去請求劉備勸阻法正濫殺無辜的建議時，卻一口回絕，非但如此，他甚至進而還說既然法正能讓劉備“翻然翱翔，不可復制”，那現(xiàn)在為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么大的功勞，正是大王面前的紅人，他殺幾個人算什么，連在他已經殺了數(shù)人后，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沒必要的，因為那會讓他不痛快。

這哪里是一個執(zhí)法嚴明之人說出來的話，分明是一個慣于予取予奪之人的口吻。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的反應和處理方式，與他一貫被人推崇的所謂的“賞罰之信，足感神明”的風格和品質，存在極大的偏差。但我以為這才是他真實的一面，因為在他而言，所謂的國法、軍法要不要執(zhí)行，純粹是取決于被執(zhí)行對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執(zhí)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對象事實上是不是有過失和犯罪行為。因此我才說在馬謖生死的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要是有實現(xiàn)的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權力讓他不死的，并且他也絕不會去顧慮什么執(zhí)法嚴明的形象問題，只要看看他對待法正“擅殺毀傷己者數(shù)人”這個事件的態(tài)度和處理方式，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

作為一名與諸葛亮過往甚密，又長期處于權力中心、熟知蜀漢軍政事宜和局勢的謀士，馬謖當然是知道他這一敗在政治、軍事上的后果的，也很清楚這樣的結果將會給諸葛亮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帶來的危害，同時他也深知諸葛亮的為人，相信這才是他畏罪潛逃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在獄中他才會在給諸葛亮的信中這樣寫道：“原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于黃壤也?！彼伴牾吪d禹”這個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這樣的語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無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幸免的形勢下，能以他來承擔罪責的這一舉動，換取讓諸葛亮躲過對手攻擊，再繼續(xù)主導蜀漢政權的局面。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地理解諸葛亮為什么不顧蔣琬等人的一再勸阻，甚至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丞相參軍李邈進行處罰，并堅持要殺馬謖、還惟恐殺不成的態(tài)度。其實，以諸葛亮和馬良、馬謖兄弟同為荊楚集團骨干的關系，平素又稱兄道弟的親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執(zhí)法需要而無奈斬殺馬謖，那應該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心懷感激才對，但事實上他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說很厭惡，并不惜進行行政處罰：

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

——《三國志·蜀書·李邵傳》

這充分說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馬謖去死，不然就不會對勸阻殺馬謖的人厭惡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見他一再堅持要將馬謖處死，而在判決馬謖死刑時卻又“為之流涕”，馬謖死后又“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的態(tài)度，絕不僅僅出自與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在內，也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他非殺馬謖不可，而且還唯恐殺不成。

實際上，真正可以導致馬謖被處死的罪狀，乃是馬謖畏罪潛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諸葛亮請罪自貶的表章中，對此事卻連一個字也沒提起，而這，也正是諸葛亮的厲害之處。

此刻的諸葛亮，需要讓馬謖來承擔北伐失敗的主要責任。如果馬謖是因為畏罪潛逃而被處死，那么在北伐失敗的問題上，諸葛亮所要承擔的責任就要更大一些。這一來對他自己所做的處罰就會顯得輕了很多，不足以化解由此帶來的這場政治危機，因此他才對此一字不提。而這樣做的結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馬謖之死，暫時擺脫了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在蜀漢政權中主導地位的危機。

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在我看來完全不像一直以來人們稱贊不已的那樣，是表明諸葛亮比孫武執(zhí)法嚴明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例證。相反，如果聯(lián)系他縱容、變相支持法正濫殺無辜的事例來看，正好表現(xiàn)了他剛愎自用而又老于政治手腕，作為一名權臣在政壇上善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