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實業(yè)界的對比

說到東京和大阪事業(yè)方式的對比，雖然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但我在到東電之后，對于大阪實業(yè)以及東京實業(yè)，也找到了許多比較明顯的差異。

在大阪的實業(yè)界，實業(yè)家就是徹頭徹尾的實業(yè)家，而要說東京的實業(yè)家屬于哪一類，我認為他們既是實業(yè)家，又是政治家，亦或是社交家,即多與當下的權力相結合，不像大阪的實業(yè)家那樣對事業(yè)那么純粹。

關于對比，雖然通過一個一個舉例論證來比較東京與大阪的差別可能更有趣一些，但是我自身也身處東、西兩方面的實業(yè)界，所以論述太詳細的話可能有點不妥，再加上我也沒有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隨便批評別人的資格，所以在此盡量避開具體的例子，泛泛地談一下自己注意到的差別。

首先，關注東、西實業(yè)界的時候，不知為什么總覺得東京有東京的特色，大阪有大阪的特色。要提起其中的差別的話，實業(yè)的組織形式要算一個差別。其中，第一是資金的關系，第二是人事的關系，第三是場所的關系，這三者如果不能相互融合、自發(fā)發(fā)展的話，事業(yè)也不可能順利展開。也就是說，所謂的資金、人事與自然賦予的場地，這三者必須要互相融合、不斷發(fā)展。在三個要素中，如果要考慮東京的資金是怎么積攢的，或者考慮東京的資金與大阪的資金的關系是怎么樣的話，那么東京的資金的大部分可謂是不怎么費力就能積攢起來。詳細講的話就是，因為東京作為中央集權、政治舞臺之地，再加上至今為止日本財界的偏好，許多不需要的資金也向東京聚集過來。

例如，財政資金向東京聚集。其結果就是與政府相關的所有公司的總部都設在東京。興業(yè)銀行、日本銀行等自不必說，不管是與商業(yè)有關的，還是與面向爪哇、歐洲的貨幣兌換有關的，還是與從產品消費意義上的中國、朝鮮等地有關的，雖然可能大阪那方面更需要，但全都在東京設置本部。這主要是因為與海外事業(yè)有關的產業(yè)都與政府部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需要政治上的謀劃，所以把本部設在了東京。保險公司也是如此，雖然在大阪也有日本生命、加島系的大同生命、住友生命，但大體上大多數(shù)的保險公司還是把總部設在東京。

正因為公司本部大多位于東京這種情況的產生，從地方積累起來的資金就不得不向東京聚集過來，因此聚集到東京的資金可謂是源源不斷。因為毫不費力地就可以積聚大量的資金，所以導致人們對于資金的事情不怎么敏感、積極。因此，從借錢的角度來看，在東京可以很方便地借到，并且借期很長，這一點想必是不言自明、眾所周知的。但在大阪，正好與此相反，資金都是通過勞動積攢起來的。

例如，銀行的儲備金、繳付金或者存款的總額中，東京遠多于大阪，因此東京的金融疏通力大約是大阪的兩倍。

大阪是一點一點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資金，沒有多余的資金，只有需要的資金在不斷地運轉。因此，在大阪那方面，要忙的話就突然忙起來，要閑的話就突然閑起來，是真正由生意的好壞來決定的，像東京那樣與政治有關或商業(yè)往來以外的東西則無法進入。大阪的大部分資金都是流通資金，一旦閑置不用了，他們會簽訂借貸協(xié)議把資金貸出去。但在東京，因為沒有這個必要，所以雖然一直在使用資金但卻不知道資金的寶貴。

東京的實業(yè)肯定是與政治為舞。或者說近代的政治組織深深地扎根于此了。我認為，東京所謂的公司都是如此。所謂的名企大抵也都深受政治的毒害。如果可以說的話，我想說日本銀行作為中央銀行，恐怕是不可能依自身的判斷行事的。興業(yè)銀行也是不能夠只開展銀行本來的業(yè)務，這種傾向比哪家銀行都明顯。更確切地可以說是被政治利用了。這是不言自明的社會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