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稱“孔子于中國為保民開化之宗”，其論至當。章氏以為“周官所定鄉(xiāng)學，事盡六藝。然大禮猶不下庶人。當時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跡略具于詩書。師氏以教國子，而齊民不與焉。是故編戶小氓，欲觀舊事，則固閉而無所從受。故傳稱宦學事師，宦于大夫。明不為貴臣仆隸，則無由識其余緒。自孔子觀書柱下，述而不作，刪定六書，布之民間，然后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又謂“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漁釣飯牛而興者乃適遇王伯之君，乘時間起。平世絕矣。斯豈草野之無賢才。由其不習政書，致遠恐泥，不足與世卿競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過技藝之官，草隸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養(yǎng)徒三千，與之馳騁七十二國。辨其人民，知其土訓，識其政宜。門人余裔，起而干摩，與執(zhí)政爭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國興而世卿廢。

民茍懷術(shù)，皆有卿相之資。由是階級蕩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廢?！笨鬃又暙I，此殆為最扼要之說明。

故就孔子之行事論，其最大之成就為根據(jù)舊聞，樹立一士君子仕進致用之學術(shù)，復(fù)以此學術(shù)授之平民，而培養(yǎng)一以知識德能為主之新統(tǒng)治階級。然其所以能如此者，雖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縱，半亦由時代之影響。茍非時機成熟，雖有至理名言，其誰能領(lǐng)悟而接受?？鬃由隰斚骞辏溆诎Ч?，正當春秋之末葉，由封建天下轉(zhuǎn)入專制天下過渡時代之初期。周禮已廢而未泯，階級方壞而猶著?？鬃由硎芘f社會之熏陶，又于舊制度中發(fā)現(xiàn)新意義，即欲以其所發(fā)現(xiàn)者為改善及復(fù)興舊秩序之具。然當時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傳其術(shù)于平民，使其學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機會。當時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畝市井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踴躍以赴之。故孑L子學術(shù)之主要內(nèi)容為政理與治術(shù)。其行道之方法為教學，其目的則為從政。其學術(shù)大體取材于舊貴族之典常圖史，其設(shè)教之對象則大致為貧賤之子弟。章氏所稱仲尼蕩平階級之作用，非抑舊貴族而使下儕于皂隸，實乃提升平民而令上躋于貴族也。就此論之，孔子固不失為舊制度之忠臣，亦同時為。平民之益友?？组T弟子多出身微賤，此為一重要之原因。

然以詩書六藝傳人以為仕進之具，雖由孔子而盛，其事則不始自孔子。

章炳麟謂“儒有三科”?！斑_名為儒。儒者術(shù)士也?！薄邦惷麨槿?。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shù)。”“私名為儒”“宗師仲尼”，故儒名不自孔立，其道至孔始大?？鬃佑小熬尤濉?、 “小人儒”之區(qū)分。孔子未明言二者之所以相異。

然觀其斥樊遲問稼為小人，則可推知君子不應(yīng)圖衣食。觀其譏弟子之為家臣，則可推知君子當謹出處。蓋君子在孔子思想中為品性之名，亦為身份之號。德位兼?zhèn)?，乃為君子之極則?？组T之教，意在以德取位。儒而小人，斯大背設(shè)教之宗旨。就此而言，孔子之目的有二：一日化德位兩缺之小人為有德無位之君子，二日致有德無位之君子為德位兼?zhèn)渲?。其理想略似柏拉圖之“哲君”。所可惜者，孔子陳義雖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極少。七十子之中有得于“德行”之教者多為高蹈之隱君子。有得于“言語政事”之教者不免干祿躁進，取位鮮出家臣邑宰，尚不如孔子曾至大夫之列。推其失敗之故最顯著者為歷史環(huán)境之限制。蓋當孔子之時公族雖微，而魯國政權(quán)已移人大夫陪臣之手。欲其破格授位，誠非易事。觀孔子自身屢遭讒沮，則其中消息已可窺知。況世卿雖衰，階級觀念依然存在。以力田學稼之細民而置身卿相，或未必為世俗所安。必至風氣大變之后， “君子儒”之地位始漸提高。

子夏子思為國君師友，孟子薄齊卿而致仕，孔子之理想乃部分實現(xiàn)。然此重士之風氣，實為以大夫僭國之魏文侯所開。子夏親受孔子“勿為小人儒”之．誡，而竟受其尊養(yǎng)，顯已有違夫子之教。其弟子李克復(fù)為之盡地力，更蹈“輔桀”之嫌疑。此后以平民致卿相者則“每下愈況”，不特非君子儒，乃多為善戰(zhàn)明法、合縱連橫之非儒。此皆由于世風之變，已超過孔子最初設(shè)教之范圍，仁義之言，不能適應(yīng)七雄之局勢也。故就蕩平階級之功言，孔子不啻陳涉吳廣之發(fā)難，而首享其成者反為商、韓、蘇、張“異端”“邪說”之流亞。抑又有進者，孔子意在拔平民以上躋貴族，其思想又由“先王”之道陶融以成，故認定封建政治與宗法社會乃其實行成功之必要條件。于是一生言行頗致力于明權(quán)位，抑僭侈，重人倫諸端。如私家強盛則謀墮三都，簡公遭弒則請討陳恒。其他類此者不一而足。然而“逝者如斯”，史無停晷。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潰以去，則君子儒不能與游說功利之士爭勝，亦勢所必至也。上述之推論如尚無大誤，則孔子之政治理想雖對封建天下之季世而發(fā)，實未嘗得一全部實行之機會。其“君子儒”之理想，至為高尚美大。然而上不能令其弟子進于公臣，下又以屈節(jié)私家為恥。僭國執(zhí)政之大夫陪臣，事實上促成門閥階級之破壞，有助于布衣卿相之出現(xiàn)，而孔子裁抑之。尊降柄移之天子國君，早已不能為行道之主體，而孔子擁護之。此種“知其不可而為之”之精神，乃仲尼所以偉大，亦其所以失敗。蓋“素王”之立功，實遠遜其德言之成績。若以現(xiàn)代術(shù)語明之，則孔子乃偉大之政治思想家而失敗之政治改進者。其所以賢于堯舜者正以其無堯舜所已得之位，而立堯舜所未有之學也。專制時代之君臣，雖推尊孔子，表章儒術(shù)。其實斷章取義，別具私心，存其仁義之言辭，略其封建之背景，忘其平階級之宗旨，遺其君子儒之教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