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派”自莊存與崛起，他的外甥劉逢祿、宋翔風承繼他的學說。莊氏治《公羊》，卻信東晉《古文尚書》，并習《周禮》。劉氏亦講《公羊》，卻有意弄奇，康有為的離奇主張，是從他的主張演繹出來的，但他一方面又信《書序》。這兩人不能說純粹的今文學家。朱氏以《公羊》治《論語》，極為離奇，“孔教”的促成，是由他們這一班人的。今文學家的后起，王閻運、寥平、康有為輩一無足取，今文學家因此大衰了。

今文學家既衰，古文學家又起。孫詒讓是一代大宗，《周禮正義》一書，頗為學者所重。在他以外，考典章制度原有江永、惠士奇作《禮說》、金榜著《禮箋》、金鶚作《求古錄》、黃以周著《禮書通故》等人，但和終有上下床之別。自孫詒讓以后，經(jīng)典大衰。像他這樣大有成就的古文學家，因為沒有卓異的今文學家和他對抗，競因此經(jīng)典一落千丈，這是可嘆的。我們更可知學術的進步，是靠著爭辯，雙方反對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報》筆政，梁啟超主《新民叢報》筆政，雙方為國體問題辯論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來《新民叢報》停版，我們也就擱筆，這是事同一例的。

自漢分古今文，一變而為南北學之分，再變而為漢宋學之分，最后復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經(jīng)典的派別，也不過如此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