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京"立教大學"的"公報部"出來，我們攝影組每人臂上戴了"立教大學取材"挽章，允許在周作人母校各處拍攝。這是透過木山先生事先的安排。稍后，在百周年的紀念冊中了解到：周作人一九 七年進學時代的"立教大學"是在"筑地"，而非現今校址的"池袋"，找到兩三張"筑地"校舍的舊照彌補了一部分缺憾。周作人在此研讀希臘文，并展開對文化人類學廣闊的視野。"我并沒有預計在你們的鏡頭中演出的"木山先生發(fā)現我們已自然地、悄悄進行他的現場訪談的時候說。

木山英雄教授最近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前輩松枝茂夫（九十歲）合編《周作人選集》，所以話題正多。午后在神田書肆的時候，他明確的用手擋住攝影鏡頭說："請不要 在這樣的地方嘛。"

在神保町里街"內山書店"，訪問了魯迅摯友內山完造的侄兒內山籬先生，談上海時代的內山書店。他的父親即被魯迅延聘到上海去教青年人木刻版畫的內山嘉吉。

現今為總經理的內山籬在東大修習"中國現代文學"，他的漢語之流利超過到目前為止東京所會見的任何學者。

外國人在東京以文學散步的姿態(tài)出現，多至"丸善"、"紀伊國屋"之類的大型連鎖書店，即可略見文學出版品目之勝。神保町表里街道的舊書買賣鋪子，大抵也能以觀光的心情逛去。書鋪總在明顯的位置，墨筆寫著"高價收購舊書"之類的宣示，這使"古本"源源流通，書目林林總總，從"蘭學"（早期稱來自荷蘭的西洋學問）醫(yī)道解剖圖，到某屆日本海軍士校的卒業(yè)紀念冊無所不有。臺灣大學研究者張良澤即在東京古書店尋獲芹田騎郎一九四三年在臺灣山地經驗寫的小說《尤加利樹林里》的原稿。

當然，更多的是，一套套文學的、史學的和美術的全集，疊落齊整，上用紙片圈圍標出價碼。在臺北差可比擬的舊書肆，大約只有一九六 年代前后的牯嶺街那些書棚。攤鋪的主人對自己的收藏了若指掌，且往往對某些屬類有所專攻。東京神田那長溜的幾十家古書鋪子，都有那么一位主人在那里，只是幾乎掩埋在故紙堆里，靜靜地露出一張與書頁般的黃臉。一旦成交，店主人會拿出抹布慎重地拭去灰塵 以示該書籍之古，再盛袋遞上。

一般逛書店的情形，較辛苦的是冬季，街角與店內溫差太大，一手抱著甫脫下來的大衣、圍巾，在狹窄的甬道里擠進擠出。就是店員之盯梢，目前因為電子監(jiān)測系統(tǒng)的發(fā)達，已不大

覺得。

書鋪的經營者要給客人好印象，就得有那種"不大監(jiān)視的態(tài)度"。周作人記寫的"丸善"書店(Maruzen)，情比初戀那樣的不易忘記："我所記得的都還是那最初的舊樓房。樓上并

不很大，四壁是書架，中間好些長桌上攤著新到的書，但憑客人自由翻閱，有時站在角落里書架背后，查上半天書也沒有人注意，選了一兩本書要請算賬時還找不到人，須得高聲叫伙計來"。這兒說的是日本橋通"丸善"的舊址。周作人從清末就在此店買書，應眼見它愈做愈昌，現在幾乎是全日本最大的書業(yè)了。我每回買畫冊、文具，無不跑進這一家去，如今大小城市皆都有"丸善"也。

周作人還記過在本鄉(xiāng)"相模屋"舊書店買過德富蘆花（《不如歸》的小說作者）的西文藏書一冊，周作人歸國的時候把它賣掉。一九一九年去東京時，又在東京大學前的舊書鋪里重見該書，趕緊再買回來，這種幾度進出的事。

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又不通日語，透過迻譯的文獻去了解，加之日文中的漢字猜度，在日本的旅行中聊生了這樣的趣味。

在日本本國人的情形，透過到處立有的"文學碑"，與所閱讀的文學作品相聯系，文學者和情境在國民心中，同實生活的圖景緊密貼合，大約是普遍的罷。友人張恒豪曾談起參與臺北市籌設臺灣文學家紀念碑的事，之中不乏有"翁鬧"之類的只有研究者熟知的早年小說家的名字，倘設僅止于立碑，相信對國民的意義不大。就像最近發(fā)現中山北路三段一些行道樹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