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接任普魯士宰相的是哈登堡侯爵。

哈登堡也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但有施泰因的教訓在先，他就比施泰因更強調策略性：他在1811年9月14日發(fā)布了《調整敕令》，規(guī)定農民在把世襲耕地變成自由地產的時候，必須割讓土地的1/3給原來的領主，此外，農民要想免除徭役和租稅的話，也要向領主繳納贖金才行。這些新政策就此減少了來自容克地主們的改革壓力。

與此同時，哈登堡在城市里大搞工商業(yè)自由，取消封建行會的特權，鼓勵行業(yè)內部競爭。

哈登堡的改革也帶動了普魯士其它領域的改革：

沙恩霍斯特將軍開始改革普魯士軍隊。他設立了國防部和總參謀部，把總參謀部初步建設成了一個平時負責訓練，戰(zhàn)時負責指揮的專業(yè)管理機構，他還開始把義務兵役制轉變成普遍兵役制，包括貴族子弟和容克地主子弟在內的特權階層也必須服役才行。

威廉·馮·洪堡博士則對普魯士的教育進行了改革。他把普魯士本來就領先全歐洲的義務教育制度進一步推向深入，讓所有階層的子女都有相同的機會接受教育，除此之外，他還創(chuàng)建了柏林洪堡大學。

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洪堡，等等等等，眾多的愛國志士共同推動了普魯士改革的洪流，可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站在這批仁人志士背后的，是頂住了最大的壓力、堅定地推動改革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

史料記載，這位腓特烈。威廉三世生性溫和內向，甚至可以說是柔弱。如果生在太平時期，他完全可以穩(wěn)穩(wěn)當當地做一個守成之君，可是，生不逢時的他卻遭遇了法國革命和拿破侖入侵等等普魯士建國以來從未遇到的艱難狀況。面對艱難的時局，這個柔弱的君主卻迸發(fā)出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盡管腓特烈·威廉三世被迫逃離了柏林，可他從來沒有像中國幾十年后那個同樣逃離了首都，躲到承德去的滿清皇帝那樣醉生夢死。他不遺余力地支持普魯士的改革事業(yè)，尤其是文教事業(yè)。

在東普魯士，他對那些從拿破侖占領下的哈勒大學逃出來的教授們說了這樣的話：“這個國家必須用它精神上的力量來彌補它物質上的損失。正是因為貧窮，所以要辦教育。我還從未聽說過哪個國家是因為辦教育而辦窮了的，辦亡國了的。教育不僅不會使國家貧窮，恰恰相反，教育是擺脫貧困的最好手段！”腓特烈·威廉三世還說，“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qū)，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