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十四歲的時候外祖母染上了猩紅熱，當時的人不懂得隔離，結果全家都發(fā)高燒，嘔吐，出紅疹子。母親說她“渾身上下整個兒脫了一層皮，原來密密實實的頭發(fā)幾乎全禿了，扎起小辮兒來只有一根小拇指粗”。這場猩紅熱奪走了母親同父異母的三個兄弟，尤其是那位聰敏乖巧的幼弟最令母親惋惜與哀慟，她說：“這幾個寶貝兒子一死，我父親也沒什么活頭了，第二年就跟著走了?！笔Ｏ乱晃葑記]主的女人，既然人奪不到了，那么趕緊奪些房產吧！母親一手的好文章在殘酷的現(xiàn)實壓力下發(fā)揮了長才，十四歲便替她母親這房的親戚寫起狀子、打起爭房產的官司來。

母親二十歲的時候有人為她介紹了一個熱衷于政治、很干練、經濟情況不差的男人，唯獨相貌這一點令她感到十分遺憾。那時母親已經就讀天津女子師范學院的中文系，她的詩文造詣都相當不錯，頭腦也頗有見地，但受制于時代和大環(huán)境的保守力量，只好為生存而嫁給了那位自己并不十分中意的男人。

抗戰(zhàn)期間母親一個人住在重慶的歌樂山上，一住就是八年。她那熱衷于政治的丈夫當時已經是活躍的共產黨員，母親與他總是好幾個月甚至半年才見上一面。母親一直想生個孩子，但是卻從丈夫那兒染了淋病，造成輸卵管阻塞，試盡了各種辦法也無法打通。她一個人住在山上寂寞得發(fā)慌，陪伴她的只有書籍和服侍他們家三代的老李。

某日在歌樂山上的一名友人家里母親見到了正值盛年的父親。母親形容父親“唇紅齒白，一臉的青胡楂子，他左手拿著雨傘右手拿著拐杖，頭上還戴了一頂呢帽，眼神迷迷糊糊的，樣子好看得沁人”。其實母親當年也是頗有風韻的，她個子雖小，但比例勻稱，皮膚特別白凈，眼神里有股穿透力和水靈的黠慧。那一天他們都對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戰(zhàn)勝利后他們在上海的友人家中巧遇，那一回電路算是真的接通了。父親回沈陽后母親開始一天一封情書往沈陽寄，她傾訴自己的情境如同地獄一般，希望父親能帶給她一個重生的機會。母親的情書寫得好極了，字又漂亮，父親感到愈來愈無法招架。當時父親和潘阿姨以及我的兩位同父異母的兄弟（道鈞與道揚）早已分開。父親回沈陽后本來和潘阿姨還有復合的機會，但因為母親極力想得到父親，所以玉璞阿姨就退讓到美國留學去了。父親的性格里有逃避傾向，他并不是不愿意負責，而是無能面對現(xiàn)實困境中的人際糾葛。沉默寡言、不擅言辭卻又善感的他一旦被迫做抉擇，或是必須以溝通的形式了斷一份難解的情感，他往往一走了之什么交代也沒有，這樣的行徑令他的兩個兒子到今日都不肯冠他的姓。

父母親各自脫離了原本的婚姻伴侶開始生活在一起，他們既沒有和元配離婚，彼此也沒正式結婚，但日子久了熟稔的朋友便自然稱呼他們?yōu)楹壬?、胡太太。在那個年代，他們的作風算是大膽率性了。

胡先生與胡太太初期的兩性生活應該還算親密，我依稀記得兩三歲時的一幕場景——爸爸和我在臺中育才街日式老房子里的那張掛著大蚊帳的床上玩耍，我膩在媽媽身邊嚷著要吃奶，爸爸擠到我們中間一把摟住媽媽，故意讓我吃醋，逗著我玩..

他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之后國民黨就潰逃了。父親起初并不想到臺灣，但被母親說服了，于是開始整理繁瑣的衣物，準備搭船去臺灣。臨行前父親決定把屬于他勤務兵的一張行軍床送給母親的一位親戚，那位親戚前來取床時卻被母親半路攔截，父親為此事甚為不悅。母親的性格中有很高的掌控傾向，加上童年的不安全感，令她對物質產生了強烈的占有欲，而父親這位沒落王孫對面子和尊嚴的需求又總是遠遠超過金錢和物質。半路攔截的作風傷到了父親的顏面，不善于溝通和表達的他，就把這件小事埋在心底，開始質疑起兩人價值觀的差異。

1949 年的春天，父母搭船來到臺灣暫居友人家中。父親在政治理念上早已無法茍同老蔣的獨裁作風，尤其是以德報怨不要日本人賠款這件事，父親認為完全是越俎代庖，不尊重民意，因此不得已轉而支持他也不十分欣賞的桂系將領李宗仁。那時有一群民主派的學者準備在香港支持李宗仁搞所謂的第三勢力，父親覺得與自己的理念比較接近，于是時常往返臺港。他在香港住了一年半后，發(fā)現(xiàn)第三勢力尚不成氣候，只好郁郁不樂地回返臺北，參與政治的熱情從此低落不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