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開始，長安就是個"胡化"很深的城市。貞觀初年，平定突厥后，遷到長安的突厥人，據(jù)《唐會要》說，有"近萬家"之多。今天在西安，恐怕還有不少人是他們的后裔。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詩人們，都有胡人的血統(tǒng)。唐太宗的大兒子承干，不就喜歡在宮中說突厥語，穿突厥服嗎？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將"，那更是以突厥人為主干的。于是，這種胡漢交織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曠、豪邁的一面，和南宋以后江南的漢文化，給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還是處處可見的。

解放路兩旁的小巷里，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經(jīng)營的小吃店。阿拉伯文刻在他們的招牌上，或者寫在他們店門口的那塊布幔上，隨風飄揚。店伙計頭纏白巾、或頭戴白帽，在烹煮牛羊。而伊斯蘭教正是在唐代傳入中國的。而且，那是因為唐代大將高仙芝（又一位番將），在公元七五一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場敗仗以后的結(jié)果。

走在解放路兩旁的那些小巷，閉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濃烈的牛、羊味。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饃。嗅到這種味道，我的"鄉(xiāng)愁"竟也要被它勾起來了。因為我從小在馬來西亞的新山市長大，中學放學后，常去吃那里印度人賣的羊肉湯，而西安的羊肉泡饃，竟有幾分像我中學時代常吃的這種印度羊肉湯?；蛟S，西安羊肉泡饃的作法，原本就是師承自印度回教師傅的。

我終于在解放路一家集體承包經(jīng)營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輛出租車。在那里辦事的一位媽媽型中年婦人，說她的先生是開出租車的，可以載我去"謁"昭陵，收費一天人民幣兩百元。我和她約好，第二天一早七點鐘，由她的先生曹師傅，來解放飯店門前接我。

杜甫當年謁昭陵，不知是怎么去的？騎馬？騎驢？還是步行？隔天早上起來，想到我今天也將步他的后塵去昭陵，心里就有一種悠悠的歷史感。吃過早飯后，在飯店門前等曹師傅的車，想起杜甫"詩史"的美名，不禁感嘆。他確是用詩來詠史，替歷史作見證的。一千多年來，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來了。

甚至到九十年代的今天，唐太宗的昭陵依然是很"神秘"的一座帝王陵墓。最神秘的是，這陵墓連它的照片都不容易見到。真懷疑，世界上有多少人，見過昭陵的照片。在香港，臨出發(fā)到西安前，曾經(jīng)想找一張昭陵的照片來看看，但翻遍了旅游資料，甚至查了昭陵的考古探測報告，竟然連一張都找不著。到了西安，也沒有找到昭陵的照片。相反的，乾陵的照片多得是，宛然變成了唐代陵墓的一個代表。

當然，這種神秘感，反而更使我想到昭陵去看看。最初對昭陵發(fā)生興趣，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所專攻北朝隋唐史，剛開始研讀《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鑒》這些基本唐代史料的時候。當時，讀到太宗朝那些人物的列傳時，經(jīng)常會發(fā)現(xiàn)他們死后，都"陪葬昭陵"，而且照史書的描述看來，這是一種無上的榮耀。"陪葬昭陵"這幾個字的字面意義，當然不難理解，但"陪葬"的方式是怎樣的呢，卻難以想象。

于是，那天早上，乘著曹師傅的小面包車，終于來到了昭陵。曹師傅年約五十，高高胖胖的，經(jīng)年在外開出租車，皮膚都曬黑了。他的教育程度看來不錯，至少念過高中，談吐用字，都很有水平。可能因為他自己是個體戶，所以他對國內(nèi)的大鍋飯制度，頗為不滿。他批評有些工廠工人，"制造出來的東西，全是廢品！"

他這輛小面包車，后頭有兩排座位，可坐六人。車子漆上深紅色，我感到不解。一問之下，才知是因為"紅色最好"。曹師傅有點自豪的說，"有人結(jié)婚，都喜歡請我這輛紅車，去載新娘呢！"聽他這么一說，不覺感到好笑。原來我今天是乘了一輛新娘車，去"謁昭陵"的。